高校文科学报因“关系稿”比例过大现象广受诟病。学界将期刊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论文的现象直接称为“关系稿”，强调在发表过程中因机构关系而获得优待。

目前学术界对学术期刊中的“关系稿”现象有两种理论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关系稿”是制度性的“本校偏袒”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关系稿”是编辑部个体层面的“编辑部偏爱”的结果。已有针对“关系稿”的实证研究多以单一学科或单一类型期刊为样本，未能考虑到办刊体制及办刊理念不同对“关系稿”的分布情况及传播效果的影响。

本文《“关系稿”的质量会更差吗？——论办刊体制对关系稿传播效果的调节效应》由刘宇和高顺恒撰写，深入探讨了不同办刊体制下“关系稿”的分布情况及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文章选取了中国社科院系统期刊和“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的114473篇论文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高校文科学报的“关系稿”比例显著高于社科院系统期刊。研究指出，“关系稿”总体上对论文传播效果产生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在不同办刊体制中存在差异：在社科院系统期刊中，“关系稿”显著降低了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表现出明显的“诅咒效应”；而在高校文科学报中，“关系稿”却对传播效果产生了正向效应，这可能与“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内部优质稿件的生产能力有关，使得编辑部能够利用信息优势减少处理成本，形成了一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

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关系稿”比例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发现整体上中文人文社科期刊的“关系稿”负向效应有逐年恶化趋势，这可能与期刊开放性的增加和审稿流程公平性提升有关，使得少量“关系稿”在学术界的传播和认可度受到不利影响。

文章强调，尽管“关系稿”在总体上对传播效果有负面影响，但办刊体制的差异显著调节了这一效应，高校文科学报应通过增强编辑业务规范化水平和防范低质量“关系稿”来提升学术影响力。

本研究为深入理解不同期刊系统中“关系稿”的生产逻辑与影响机制提供了经验数据，并为期刊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一、“关系稿”的传播效果

如前所述，目前学界主要从“本校偏袒”和“编辑部偏爱”两个视角去解释“关系稿”问题。“本校偏袒”主要是从行业层面进行整体性、制度性的解释，是一种高校系统为了避免公平竞争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封闭狭隘的办刊理念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和遗存，自然会产生很多质量不达标但因关系仍能发表的论文，从而降低期刊的整体水平。这一解释逻辑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赵仁杰和刘瑞明利用2004 - 2013年间1367种中国大陆高校学报的面板数据，以本单位发稿比例为解释变量，发现本校偏袒显著地降低了学报的影响因子、总被引次数和平均引文率；办刊时间越长的学报，本校偏袒对学报质量的不利影响更大，学报发展中存在“历史锁定效应”。郭峰和李欣对2001年至2012年12种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的19000多篇学术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所发表的该期刊隶属单位研究人员的“关系稿”，其引用率会比其他论文低，下载率也会低。

从“编辑部偏爱”视角理解“关系稿”问题的文献虽然也承认“关系稿”在处理上受到了优待，但是这种优待是编辑个人或编辑部的个体层次行为，不具有系统性、制度性的特点。编辑部偏爱有关关系人员（包括本机构人员），是因为编辑部对这些人员更为熟悉，更清楚这些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发表他们的论文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体现。因此，编辑部利用个人关系带来的信息优势选择“关系稿”，不仅不会降低期刊的学术质量，反而有利于提高期刊的办刊绩效。这一逻辑也同样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

Medoff以6种经济学顶级期刊于1990年发表的359篇文章为研究对象，将这些论文的作者分为两组，与编辑有机构联系或个人关系的为实验组，没有机构联系或个人联系的为对照组。有机构联系主要指存在多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即论文作者参加过编辑所在高校主办的会议、曾经是同事关系、编辑毕业于投稿作者任教的高校、编辑和作者之间存在师生关系、编辑和投稿作者是同学关系；个人关系主要是指存在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即论文作者是刊物的编委、论文作者在致谢中提到了期刊编辑。该研究发现实验组论文的被引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Brogaard等以30种经济学、金融学期刊为研究对象发现，在编辑的任期内文中，编辑现在的大学同事在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比他未担任编辑的时候会多100%，而且这种“关系稿”的被引数量明显更高。Colussi以四种经济学顶级期刊于2000 - 2006年的发文为研究样本发现，当编辑开始负责期刊时，他以前的博士生和同事在该刊上的发文数量会明显地增加，而且这些论文的被引次数也显著高于同期其他论文。李一彬等以我国教育学期刊的论文为研究样本，发现内部人稿件在大部分板块中的影响力和质量均优于外部人稿件。邱峰对104所高校的文科学报的研究也发现，本校科研人员发文占比并未显著影响学报的影响力。

然而，也有少量研究发现“关系稿”对期刊质量具有负面效果。Yoon以北美法学院主办的法律评论类期刊为研究对象，发现法律评论类期刊发表来自本校教师的文章数量显著多于其他法学院教师，而且本校教师撰写的文章的被引用次数显著低于校外教师撰写的文章。Reingewertz等以国际关系领域四种顶级期刊于2000 - 2015年发表的论文为研究样本，也发现了“关系稿”的被引次数显著更低。Lutmar等以5种经济学顶级期刊于2006 - 2015年发表的论文为样本，发现在某些指数（原文“QJE”推测为某指数或期刊简称等，此处保留原样）中“关系稿”的被引次数会显著更低，但是在其他期刊上的表现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尤其是经济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关系稿”现象及其传播效果。然而，这些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某一学科领域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的时间窗口和学科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异，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由于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更容易接受“单位偏袒”对“关系稿”的解释，从信息优势的角度认为“编辑部偏爱”能够提升刊物的质量亟待实证数据的检验。此外，考虑到我国学术期刊办刊体制的差异，目前基于单一学科领域的实证研究无法直面体制差异对“关系稿”的影响，急需从办刊体制出发检验期刊在“关系稿”分布及其学术传播效果方面的差异。这些问题成为本研究深化“关系稿”研究的抓手。

二、研究方法和设计

（一）数据获取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时间范围及内容为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双一流”高校的文科学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主办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据，获取工具为Python语言编写的爬虫脚本，获取时间为2022年。数据获取与人工编码步骤具体如下：

第一步，建构期刊数据列表。高校文科学报的确定策略为，以“学校名称”+“学报”为关键词在“期刊导航”页面的“刊名”进行检索，获取到42所“双一流”高校主办的文科学报43种。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分为“教育科学版”和“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分为“人文科学版”和“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大学分为“法学版”和“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文科学报。中国社科院系统期刊的确定策略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关键词在“期刊导航”页面的“主办单位”进行检索，排除缺少ISSN号和CN号、非中文的出版物后，得到77种期刊，随后将两个检索结果合并为期刊列表数据。

第二步，以期刊列表数据为准，获取指定时间段内的论文数据。数据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下载量、被引次数、发表时间”等字段，并给每条数据添加对应的“期刊名”和“期刊主办单位”等字段，初步得到研究所需的原始面板数据。

第三步，按照表1的编码设计对数据进行人工编码生成工作数据。完成以上操作后，得到工作数据114473条。表2呈现了各项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数据来源

样本范围：2011–2020年42所“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 + 社科院系统77种期刊，共114,473篇论文。

数据获取：通过Python爬虫从中国知网提取论文的题名、作者、单位、被引、下载等字段。

人工编码：按“关系强度”对稿件分类：

0：无作者为本单位

1：非第一作者含本单位

2：第一作者为本单位

3：全部作者为本单位

（三）变量定义

因变量：传播效果 → 被引次数（核心指标）、下载次数（补充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

所属系统：0=社科院期刊，1=高校学报。

关系强度：0–3（无单位关联至全部为本单位）。

控制变量：期刊权威性（CSSCI、一流期刊）、专业性（0=综合刊，1=专业刊）、出版年龄。

（四）分析方法

模型：负二项回归（因变量为计数数据且过度离散）。

基准模型：

Y=β0+β1×关系强度+β2×所属系统+β3(交互项)+∑βi×控制变量+ϵY=β0+β1×关系强度+β2×所属系统+β3(交互项)+∑βi×控制变量+ϵ

稳健性检验：

对比泊松回归、OLS回归。

子样本抽样（80%数据重复5次）。

排除被引次数为0的样本。

三、“关系稿”的分布差异和趋势

首先，分析不同期刊系统“关系稿”的基本情况。我们统计关系强度变量中各类取值的占比，将所有非0取值统一为“关系稿”。如图1所示，高校文科学报中“关系稿”比例明显高于社科院系统期刊。这一结果表明期刊主办机构对办刊实践会产生显著影响。社科院系统期刊的开放程度的确高于高校文科学报。尽管现今高校文科学报已经不会将自身定位为主办单位的“园地”或“窗口”，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效应，高校文科学报相对于社科院系统期刊的确发了更多的“关系稿”。

我们在时间维度上分析“关系稿”比例逐年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总体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关系稿”比例维持在30%左右，且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高校文科学报的“关系稿”比例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而社科院系统期刊的“关系稿”比例却呈现出轻微的上升趋势。可以推测这种趋势的原因是，高校文科学报在量化评价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促使高校文科学报不断响应学术界同仁与管理部门对减轻“关系稿”比例的呼吁。而与之相对的是，社科院系统主办的期刊因为学术地位的不断提升，“一流刊物”或“权威期刊”的地位被广泛采纳并强化，“关系稿”占比逐年增多。考虑到中国社科院系统和高校系统的人文社会研究人员的数目差异，“关系稿”占比提升意味着学术利益逐渐固化。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人们普遍会从“本校偏袒”的视角去理解“关系稿”现象，认为“关系稿”多是依靠关系使学术水准不达标的稿件得以发表。我们使用“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来衡量论文的学术水准，如果“本校偏袒”的逻辑在事实上成立，则意味着，“关系稿”的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会显著低于“非关系稿”。表3显示两类稿件在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上的差异。从总体层面来看，“关系稿”的平均被引次数显著低于“非关系稿”，平均被引下载次数也显著低于“非关系稿”。这初步表明郭峰和李欣在中文经济学权威期刊中发现的“关系稿”贴水现象在本研究的样本中可能同样存在。

前文已述，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主要存在高校文科学报和专业期刊两种基本的办刊模式，人们普遍认为高校文科学报由于“窗口”的定位，相对发表了更多的低质量“关系稿”。表4显示了不同系统期刊中“关系稿”的平均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数据显示，虽然社科院系统期刊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均高于高校文科学报，但是“关系稿”的传播效果在不同系统期刊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在社科院系统期刊中，“关系稿”的传播效果呈现明显的负向效应；而在高校文科学报中，“关系稿”的传播效果呈现出明显的正向效应。这初步说明“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的“关系稿”并未出现“本校偏袒”的负面传播效果，而是表现出了和教育学期刊类似的“举贤不避亲”效应。

四、实证分析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整体上“关系强度”对传播效果呈显著负向作用，关系强度每提升一级，被引次数减少约15.3%（β=-0.166, p<0.001），下载次数减少约10.6%（β=-0.112, p<0.001）；高校文科学报论文的传播效果显著低于社科院系统期刊，其被引次数低48.4%（β=-0.661, p<0.001），下载次数低46.0%（β=-0.615, p<0.001）。

然而，关键发现体现在交互效应：“关系强度×所属系统”的系数显著为正（被引模型β=0.214, p<0.001；下载模型β=0.153, p<0.001），表明办刊体制对内稿效果具有调节作用——在社科院系统期刊中，内稿呈现“洼地效应”（内稿被引次数低11.5次、下载次数低505次）；相反，在高校文科学报中，内稿反而表现优于非内稿（被引次数高3.2次、下载次数高117.4次）。这一反差归因于“双一流”高校的独特机制：顶尖学者集中使内稿质量更高，编辑部基于信息优势的“偏爱”降低交易成本，加之“名刊工程”的学术吸引力形成双向良性循环（如入选CSSCI期刊正向促进传播效果，β≈0.623–0.779）。控制变量分析进一步揭示权威性（CSSCI/一流期刊）显著提升传播效果，专业性期刊利于被引但抑制下载（因读者范围较窄），而出版年龄与被引正相关、与下载负相关，符合学术传播规律。

稳健性检验通过两种方法验证可靠性：一是模型拟合对比，负二项回归的AIC（被引：867,719；下载：1.79e+06）、BIC及伪R²（0.2886/0.2468）均优于泊松回归和OLS，证明其处理过度离散数据的有效性；二是子样本抽样（5次80%随机抽样）和排除零被引样本，核心变量系数方向与幅度稳定（如关系强度系数波动范围±0.005）。时间趋势分析显示，2011–2020年间内稿的负面效应逐年强化，可能因审稿规范化加剧了残余内稿的“污名化”，但需长期数据验证（因引文积累周期长达13年）。综上，实证结果确证了办刊体制的调节效应：社科院系统内稿符合“单位偏袒”导致的低质逻辑，而精英高校学报内稿则依托“编辑部偏爱”实现质效双赢，为期刊改革提供了差异化路径依据。

综上所述，虽然“关系稿”在总体上会对传播效果起负面作用，但是它会受到期刊办刊体制的调节。在社科院系统期刊中，“关系稿”表现出了明显的“诅咒效应”，而在高校文科学报中，“关系稿”相对于“非关系稿”反而会获得更多的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双一流”高校研究实力可能比社科院系统平均水平更高，有大量顶尖学者坐镇，内部能够生产更多优质稿件。编辑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减少稿件的处理成本，这一知识生产的逻辑更加符合在经济学界所提出的“编辑部偏爱”假说。此外，由于“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基本都已入选来源期刊或教育部“名刊工程”，刊物的学术地位导致本校研究人员也愿意将稿件投给学报。如此，“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的关系稿可以说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的结果。

五、结语

学术期刊应该发挥作为学术公共平台的价值。然而，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包括宏观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以及微观的出版物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使得发表机会成为一种稀缺的学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学者对“关系稿”普遍持有极为强烈的排斥态度。高校文科学报因其“园地”的办刊定位，在“关系稿”问题上更容易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质疑。

本研究以“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和中国社科院系统主办的期刊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不同办刊体制下“关系稿”的分布规律和贴水率差异。研究发现：高校文科学报“关系稿”比例高于社科院系统期刊；“关系稿”总体上对论文传播效果产生负向影响；高校文科学报上的“关系稿”相对于“非关系稿”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整体上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关系稿”的负向效应有逐年恶化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高校文科学报中“关系稿”的生产逻辑与“编辑部偏爱”的解释逻辑更为吻合，而中国社科院系统期刊中“关系稿”的生产逻辑与“单位偏袒”的解释逻辑更为吻合。目前，高校文科学报尚无法实现专业化转型，为了提升学报的品质和学术影响力，扭转学术界对高校文科学报是各个高校学术发表“自留地”的传统认知；学报编辑部一方面需要增强编辑业务的规范化水平，能够和投稿作者进行规范、及时的沟通；另一方面需要防范低质量“关系稿”损害期刊品质。这是目前情境下一种可行且需要长期坚持的提升高校文科学报学术影响力的策略。

由于研究资源的限制，本研究在样本代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本研究以“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期刊为样本数据，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取向。在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下，普通高校的文科学报和普通的专业期刊所面临的稿源选择空间、办刊条件和本研究样本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现实使本研究的结论仅仅适用于精英对决，不适宜推广到所有高校文科学报和专业性学术刊物。大量没有获得评价体制认可的高校文科学报（如非来源期刊的高校文科学报），很难和本校科研人员形成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此外，由于数据收集的难度，我们也无法充分控制影响传播效果的所有因素，比如不同研究领域会影响论文的传播效果。然而，由于我们收集了社科院系统的所有期刊，所以从学科覆盖范围来说两大刊物系统之间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