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陈思静, 王震, 杨莎莎, 郑鹏, 何铨. (2025). 生育依附抑或生育自主?丈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妻子生育意愿的影响. 心理学报, 57(9), 1661-1676.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已婚女性生育意愿与其丈夫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生育依附现象的存在及其在不同社会特征群体中的差异。研究基于CFPS2014年和2022年的数据，通过系统分析发现，相较于妻子自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丈夫的观念对妻子的生育意愿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国已婚女性中普遍存在生育依附现象。
进一步地，研究通过异质性分析指出，这种生育依附在不同世代、教育水平、户口类型及地区间表现出显著差异：较早世代、教育水平较低、持有农业户口及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女性更易表现出生育依附，即她们的生育意愿更多受丈夫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相反，较晚世代、教育水平较高、持有非农业户口及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女性则展现出更高的生育自主性，更多依据自身观念做出生育决策。研究还发现，家庭决策权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丈夫在家庭经济事务中拥有更高决策权时，妻子的生育依附现象更为明显，而妻子掌握决策权时，生育自主性则显著增强。
此外，研究从性别地位理论和心理学视角出发，对生育依附与生育自主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性别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资源占有上，更深刻反映在夫妻间无意识的心理依赖中，即女性在生育决策上往往依赖丈夫的观念。
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性别平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推动女性赋权和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强调，提升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对于促进生育自主和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农业户口、中西部地区及低教育水平女性群体中，更应关注其生育自主权的提升，通过多维度的社会政策支持、教育资源提升和性别意识教育，推动这些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平等的决策权和更大的自主空间。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们理解中国已婚女性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平等发展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中国女性在就业、教育、政治参与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均显著提升，“半边天”力量进一步彰显。然而，有学者指出，尽管女性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及社会地位等不断提高，她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传统性别角色——如妻子、母亲和儿媳——所包含的理念与实践规范，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行为决策。在全球普遍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无普遍接受的定论，但现有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主要关注女性自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互依理论，创新性地引入关系导向视角，探讨已婚个体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配偶（而非自身）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相当部分已婚女性表现出“生育依附”现象，即相比女性自身，丈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现象在较早世代、教育水平较低、生活在中西部地区或持农村户口的女性中更为突出，相对而言，较晚世代、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于东部地区或非农村户口的女性则更具“生育自主”特征，即自身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强，丈夫的观念影响力减弱。
性别角色观念也称性别角色态度，是人们对与性别相关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角色分工的态度与看法。它对婚姻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大量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即男主外、女主内）的女性通常具有较强的生育意愿。相反，持平等性别观念的女性生育意愿相对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在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面临较大的冲突，并且由于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增多，她们不再单纯依赖婚姻或生育来实现自我价值。此外，有证据表明，上述发现同样适用于男性。例如，持传统性别观念的男性倾向于拥有更多子女，因为他们将父亲的角色视为男性身份的一部分，而持平等性别观念的男性则表现出较低的生育意愿。当然，也有证据表明，性别角色观念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它受到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阶层在内的一系列宏微观因素的影响。
性别地位理论（gender status theory）指出，社会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劳动分工，即男性承担外部经济责任，女性则负责生育、子女抚养及家务劳动。这一分工不仅导致资源占有不均，也使男女双方形成无意识的性别偏见，即女性应依赖男性进行决策。在中国，尽管女性地位已有所提升，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仍占主导地位。男性劳动收入仍是许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大量女性从事的生育和家务劳动缺乏经济回报，导致其难以实现经济独立，只能依赖丈夫。这种经济依赖使男性在家庭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强化了女性在生育等重要事务上应服从丈夫意愿的观念，从而导致生育依附的形成。
二、数据来源、样本和变量
本研究主要基于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展开。本文主要关注各年龄段的已婚女性，但需要注意的是：
(1) 在内生性检验中所需的被试出生地变量主要用到了2010年、2018年和2020年CFPS数据，这是因为该变量仅在这3年CFPS数据中有记录；
(2) 控制变量中的民族取自CFPS2018跨年个人核心变量库，这是因为2018年数据中有更完整的民族数据；
(3) 为进一步探讨生育依附现象是否在跨时间维度和行为层面上依然成立，本文在补充分析中使用了CFPS2022。
本文的数据清洗过程如下。首先，分别用丈夫个人编码匹配妻子配偶编码、妻子个人编码匹配丈夫配偶编码这两种不同匹配方式得到12771个和12749个夫妻匹配数据，分别记为数据库一与数据库二；将上述两数据库以妻子个人编码进行一一匹配，分别在数据库一和数据库二中排除了47个和25个无法匹配的异常数据，得到12724个夫妻匹配数据。在上述基础上，我们逐步剔除了预测变量（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缺失的2042个被试、在匹配丈夫出生地所在县区变量时出生地缺失的和所在县区人数是10人以下的3356个被试（在工具变量法中需要使用到出生地所在县区变量）以便更准确地反映该地区的真实特征、15个结果变量（生育意愿）异常的被试、95个决策变量（详见后文）异常的被试、50个婚姻状态变量异常的被试、76个控制变量（详见后文）缺失的被试、以及1个由于控制固定省份效应被程序自动剔除的被试（所在省份仅自己一人），最终得到了7089个有效被试。
变量设置：结果变量：妻子的生育意愿，采用理想子女数（0-10个）作为衡量指标。
解释变量：夫妻双方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四个题项测量（“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等），得分越高表示观念越传统。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年龄、民族、户口、医疗保险、家庭总房产、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成员数量等。
模型构建：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分析生育依附现象，并通过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来减少未捕捉到的潜在因素影响。
为处理内生性问题，构建了丈夫出生地所在县区的男性群体平均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作为工具变量，采用IV-Poisson模型和2SLS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
通过更换测量方法（因子分析）、更换计量模型（OLS回归、Tobit回归）以及缩尾和截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论
生育依附现象显著：在中国已婚女性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生育依附现象，即相比妻子自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丈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妻子的生育意愿影响更为显著。
生育依附的时空分布不均：生育依附现象在较早世代、教育水平较低、持农业户口或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女性中更为突出。
相对而言，较晚世代、高学历、非农业户口和东部地区女性则更具生育自主性，即自身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强。
家庭决策权的作用：家庭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模式。当丈夫掌握较高家庭决策权时，女性生育意愿更受丈夫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反之，当女性掌握决策权时，生育依附现象减弱，生育自主性增强。
生育依附的长期存在性：基于CFPS2022年数据的补充分析表明，生育依附现象具有长期存在性，2014年丈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影响妻子2022年的生育计划。
四、写在最后：作者的话
长恨此身非我有——中国已婚女性中的生育依附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黄州居住三年后，在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晚上，苏轼写下《临江仙·夜归临皋》，其中一句“长恨此身非我有”，感叹自己其实并非这副身体的主人。当然，这可能只是苏学士一时的牢骚，因为据我们所知，苏轼还挺热衷于给自己的身体制造一些愉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叙事中，我们确实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过经过了后现代哲学的洗礼——尤其拜福柯所赐——我们开始接受一种新的身体叙事，即“身体是权力的对象”。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详细描述了权力如何介入身体，特别是对身体的塑造与控制——生育，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福柯强调，权力并非简单的命令与服从，而是通过各种制度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家庭，正是这种规训权力最典型的场域之一。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结构中，丈夫对家庭未来(例如生育计划)的话语权，实际上体现了家庭层面的性别权力分配。女性在这种结构下，往往习惯性地调整自我期待，以顺应男性的想法。这不是单纯的个体偏好，而是一种被长期社会权力规训后的身体内化——一种身体主动服从的结果。换句话说，当女性更多依据丈夫的观念来决定自己的生育意愿，这背后其实是权力长期作用于女性身体的表现。
我们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来检验福柯的身体-权力理论。具体来说，我们从性别角色观念入手，考察妻子的生育意愿是否更受丈夫的观念影响，而丈夫的生育意愿是否同样会受妻子的观念影响。基于CFPS 2014的分析结果显示：丈夫的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妻子的生育意愿越强烈，而妻子自身的性别观念对她自己的生育意愿影响却并不显著。反过来，丈夫的生育意愿依然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性别角色观念，妻子的观念对他几乎没有影响。
更让人意外的是，结合CFPS2014和2022数据的分析表明，丈夫在2014年的性别角色观念，可以显著预测妻子在2022年的生育计划。也就是说，即便时间过去了八年，丈夫的性别观念仍然对妻子的生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育依附可能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现象。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福柯念念不忘的权力在生育依附中的作用，基于CFPS 2014数据，我们构建了5个家庭决策权场景：家庭支出、投资储蓄、购房、高价值物品购买和管教孩子。我们发现，家庭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生育依附或生育自主：除了管教孩子这一场景外，在其余四个场景中，当主要决策权掌握在丈夫手中时，女性表现出了较高的生育依附，而当妻子掌握了决策权时，生育依附转化为生育自主，即女性主要依据自身的性别角色观念做出生育决策。
管教孩子这一场景尤其值得玩味，因为在这一场景中，即使妻子掌握了决策权，她们的性别角色观念也无法预测自身生育意愿。乍一看，似乎与我们的理论不符，然而仔细推敲，这恰恰验证了权力-身体观，因为管教孩子并不能带来物质收益，相反，它更像一件高强度的苦差事，毕竟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么多因为辅导孩子作业而被送进医院急救的段子，这或许使得这一场景对家庭权力结构的塑造相对有限。
当然，我们无法像《身体的历史》那样，洋洋洒洒地分析“身体”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历史嬗变以及现代“身体”究竟如何出现，但我们基于世代、地区、户口、教育等变量的异质性分析也显示了生育依附/生育自主并非匀质的社会现象，它既有横向的差异，也有纵向的流变。横向来看，从西部到东部地区，生育依附逐渐衰减，而生育自主逐渐浮现；纵向来看，80后是一条分界线：在他们之前，生育依附显著；在他们之后，生育自主逐渐展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80后似乎是生育界的“切·格瓦拉”：生育自主，是因为我们来过。
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或许不仅属于他一个人。这种身不由己的体验，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连骑着青牛飘飘然出函谷关的老子都曾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然而，女性在这方面的经验似乎应该更为强烈，尽管代言人通常是男性，因为在人类农业革命之后，女性的身体往往成为国家生育政策与男性主导家庭结构的交汇点。生育依附不只是家庭内部的议事规则，更是社会通过权力技术塑造“身体”的深层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起苏学士，他身边那些成群的姬妾，或许更有理由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
来源于：公众号“心理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