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陈启斐,田真真,余泳泽,等. 传统文化传播促进旅游业增长——来自《唐诗三百首》的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2025, 25 (05): 1147-1164.
内容提要：本文以《唐诗三百首》为研究对象，探讨以唐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传播对现代旅游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唐诗内嵌的地理信息及其在九年义务语文课本中的出现年份，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传统文化传播对旅游业的影响。数据覆盖2000—2021年全国320个城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唐诗传播显著提升了城市旅游收入，平均增幅达1.68%，且对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均有正向影响。研究还利用工具变量、安慰剂检验及多种稳健性检验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排除了内生性偏误和其他潜在干扰因素。
研究发现，唐诗传播通过提升游客数量和人均支出双途径促进旅游业发展。机制分析显示，唐诗不仅直接吸引游客，还通过创造新的旅游资源（如打造诗词相关景点）增强城市旅游竞争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初唐盛唐诗歌对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唐晚唐诗歌，且律诗和绝句的效应更为突出，但诗人个体影响力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揭示，唐诗传播显著提高了城市获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景区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概率，印证了其旅游资源创造效应。政策上，研究建议充分挖掘多元文化资源，优先选择情感积极、感染力强的作品，结合数字技术创新呈现方式，推动文旅融合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一、我国唐诗提到过的最著名地名有哪些？
（一）长安 (西京/镐京)
出现次数参考：约11,230次以上，另称约1.3万次或《全唐诗》中"长安"二字出现超1400次
代表诗句：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登科后》)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二）金陵 (建康/石头城)
出现次数参考：约5,329次以上
代表诗句：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刘禹锡《石头城》)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三）扬州 (广陵/江都)
出现次数参考：约4,176次以上
代表诗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四）洛阳 (东都/洛城)
出现次数参考：约3,223次以上
代表诗句：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五）成都 (锦官城/锦城)
出现次数参考：约1,527次以上
代表诗句：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杜甫《春夜喜雨》)
（六）姑苏 (苏州/吴门)
出现次数参考：约2,264次以上
代表诗句：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七）杭州 (钱塘/临安)
出现次数参考：约2,649次以上
代表诗句：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八）江陵 (荆州)
出现次数参考：约1,399次以上
代表诗句：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李白《早发白帝城》)
（九）襄阳
出现次数参考：约1,730次以上
代表诗句：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 (李白《襄阳曲四首》)
（十）凉州
代表诗句：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
（十一）敦煌
代表诗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王昌龄《从军行》)
二、导论
“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名句将扬州春色与城市景观紧密结合，成为文化赋能旅游的经典案例。以黄鹤楼、鹳鸶楼、滕王阁为代表的诗文化地标，通过诗歌传播持续吸引海内外游客，印证了传统文化对旅游经济的赋能效应。近年来，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等文旅融合实践，展现出以诗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价值。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居民消费偏好，诗词中蕴含的家国情怀、自然热爱等普世价值，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这种文化传承机制不仅塑造了民族精神世界，更在数字经济时代催生出“云旅游”“虚拟展馆”等新型文化消费场景，为传统文化传播开辟新路径。
现有旅游业研究多聚焦产业政策、基础设施等外部驱动因素，对文化内生增长动力的探讨存在明显缺口。文化经济学领域已证实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但针对传统文化如何具体影响旅游消费决策的机制研究尚不充分。本文以《唐诗三百首》为切入点，构建“地理信息-教育传播-旅游发展”的分析框架，突破了以往单纯统计文化资源数量的研究局限。通过量化分析诗歌传播强度与旅游收入的关系，为评估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可操作的计算工具。特别是将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中的诗歌出现时间作为传播强度指标，有效解决了文化影响力测度的时变性问题，这在同类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创新价值。
在文旅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研究直指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同质化困境。当前多数地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导致“有景点无文化”的尴尬局面。实证结果表明，初唐盛唐诗歌的积极情感表达对旅游决策的影响力是晚唐诗歌的2.6倍，这为文化资源流提供了明确导向。研究发现的“旅游资源创造效应”更具实践价值，通过将《静夜思》中的“明月”意象转化为夜间景观，或依据《春江花月夜》打造沉浸式演出，可实现文化IP的可持续开发。这些发现对破解“千城一面”的旅游发展困局，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的高效转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研究背景和理论假说
唐诗作为中华文化巅峰时期的代表性艺术形式，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研究传统文化传播影响的重要载体。本研究选取《唐诗三百首》作为分析样本，基于其三方面独特优势：其一，该选集集中体现了唐代诗歌的艺术成就与文化价值，是历代诗歌家与大众共同认可的经典；其二，其收录的295首诗作具有广泛代表性，涵盖76位作者，包括李白、杜甫等耳熟能详的诗人；其三，该选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深远影响力，使其成为传统文化知识传播的重要样本。
研究通过对比较宗颐、金桂尧和敖雄三位学者编纂的版本，最终确定295首共同收录的诗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确保了分析样本的权威性与一致性。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唐诗在中华文化中的标识性地位，更为量化分析传统文化传播对现代旅游业的影响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研究突破传统资源统计方法，创新性地构建"地理信息-教育传播"双维度分析框架。一方面，通过识别295首唐诗中涉及的190个具体地理信息，匹配至现代76座城市，形成"唐诗城市"基础数据库；另一方面，利用九年级义务教育语文课本中唐诗的出现时间，构建传统文化传播的时空特征变量。这种设计巧妙地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传播过程，其中198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制度成为关键制度支撑。研究显示，人教版和苏教版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唐诗，通过考试机制激发青少年熟读音诵，形成代际文化记忆传承，同时通过家庭网络效应扩大影响力。这种教育体系的强制传播机制，使唐诗中的地理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居民的旅游决策，为量化文化传播强度提供了可观测的指标。特别是将样本期前出现的诗歌设定为持续传播变量，有效解决了文化影响力时空性的测量难题。
基于文化规范理论，研究提出传统文化通过双重路径影响旅游业发展的理论框架。其一，文化认同路径：唐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通过教育传播形成集体记忆，塑造社会共同信念，降低旅游决策的搜寻成本。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使庐山成为文化符号，激发游客的"朝圣"心理。其二，资源创造路径：地方政府基于唐诗意象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如扬州"二十四桥"、武汉黄鹤楼等文化地标的重构，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理论假说进一步指出，初唐盛唐诗歌的昂扬向上精神比中晚唐诗歌具有更强的旅游吸引力，这种情感正向性差异将导致不同时期诗歌的传播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同时，律诗绝句的严谨结构比乐府诗更利于文化记忆形成，从而产生更持久的旅游影响。这些假说通过构建包含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验证，为理解文化资本转化为旅游经济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四、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构建核心计量模型，以识别唐诗传播对旅游业增长的因果效应。模型设定中，处理组为《唐诗三百首》中涉及地理信息且在义务教育语文课本中出现的城市，对照组为未满足上述条件的城市。核心解释变量"poetry"为虚拟变量，当城市的地理信息出现在《唐诗三百首》且对应诗歌在作进入语文课本时取值为1，否则为0。被解释变量"travel"采用地区旅游业总收入衡量，并进一步区分为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进行分组检验。控制变量体系包含公共图书馆数量、剧场影剧院数量、医院数量等反映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指标，以及服务业比重、人均GDP、公共交通车辆数等经济特征变量。通过引入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有效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异质性和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冲击，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数据覆盖2000-2021年全国320个地级市，形成包含文化传播与旅游发展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唐诗地理信息数据通过人工标注295首诗作中的地名实体获得，剔除"江淮""幽州"等指代模糊的地名后，最终匹配到76座城市的232个具体地点。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数据选取主流的人教版和苏教版，通过逐页核查2000-2021年各版本教材，记录《唐诗三百首》入选诗作的出现年份。旅游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缺失值通过各城市统计公报补充。为处理物价波动影响，研究采用GDP平减指数对旅游收入进行平减处理。特别构建的"历史事件"工具变量，通过考虑每首唐诗创作背景筛选出由安史之乱等外生冲击引发的诗作；地理距离工具变量则计算各城市到西安的直线距离并构造时间趋势交互项。这些数据处理措施有效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为稳健性检验提供了坚实基础。
基准回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差分估计消除城市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为验证识别假设，研究实施系列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生成处理组进行1000次模拟，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工具变量检验利用历史事件和地理距离构建外生冲击变量，缓解逆向因果问题；排除政策干扰检验通过控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评选等产业政策变量，确保估计结果的纯粹性；排除其他文化作品干扰检验则纳入宋词、元曲等作品的虚拟变量，验证唐诗效应的独特性。异质性分析框架包含时间维度（初唐盛唐vs中唐晚唐）、诗人维度（李白杜甫vs其他诗人）、体裁维度（律诗绝句vs乐府）三个层面，通过分组回归揭示文化传播效应的差异化特征。机制检验进一步将旅游发展分解为游客数量和人均支出双边际效应，并考察唐诗传播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A级景区评选概率的影响，完整呈现文化资本转化为旅游经济的传导路径。
五、实证结果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唐诗传播对城市旅游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处理组城市旅游收入较对照组提升1.68%。在未控制固定效应的回归中，poetry系数为0.208且在1%水平显著；加入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系数提升至0.242，表明传统文化传播的旅游效应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区分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的分组检验显示，唐诗传播对两者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国内旅游收入提升0.188（1%水平），入境旅游收入提升0.265（1%水平）。这种双重促进作用印证了文化认同的跨文化特性——港澳台地区游客因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其消费决策同样受到唐诗影响。二元边际分解揭示，唐诗传播通过集约边际（人均支出提升0.719）和扩展边际（旅游人次增加1.21%）双途径驱动旅游业增长，其中入境游客的集约边际效应更为突出。这表明传统文化不仅吸引游客到访，更能激发深度文化体验消费，形成"文化-旅游-消费"的良性循环。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的时期异质性检验显示，初唐盛唐诗歌对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0.317）显著强于中唐晚唐诗歌（0.120）。
这种差异源于盛唐诗歌中"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昂扬精神与旅游需求的休闲属性高度契合，而中晚唐诗歌多聚焦社会苦难，难以激发正面旅游动机。诗人异质性分析表明，剔除李白、杜甫等顶尖诗人后，唐诗传播效应从0.123降至0.121；仅保留7位著名诗人时，效应值升至0.145，但整体差异不显著。这证明唐诗的旅游效应是集体创作成果，而非个别诗人贡献。体裁异质性检验发现，律诗和绝句的传播效应（0.200-0.277）显著强于乐府诗（0.214），这与乐府诗在教科书中的较低收录率（仅占8%）直接相关。这些发现为文化资源筛选提供明确标准：优先选择盛唐时期、情感积极、结构严谨的诗歌作品进行旅游开发，可实现文化传播效率最大化。
机制分析揭示唐诗传播通过双重路径影响旅游业：其一，文化认同路径，唐诗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等意象降低游客搜寻成本，直接提升旅游决策概率；其二，资源创造路径，地方政府基于诗意开发新景点，如扬州重构"二十四桥"景观，武汉重建黄鹤楼文化综合体。旅游资源创造效应的实证检验显示，唐诗传播使城市获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概率提升23.9%，入选5A级景区的概率提升10.7%，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概率提升12.3%。这种资源转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获评5A级景区的城市，其旅游总收入平均增长18.6%，且效应持续期超过5年。稳健性检验排除政策干扰后，唐诗传播的资源创造效应依然显著，证明其独立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评选等产业政策。这些发现为文旅融合提供新思路：通过数字技术活化唐诗资源，如开发"云游唐诗路"VR项目，可低成本实现文化资源的空间再现，突破物理景点开发的限制。
六、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研究实施了严格的安慰剂检验。首先通过随机生成处理组变量进行1000次模拟回归，结果显示虚假处理组的系数均值接近零（-0.003），且95%置信区间不包含真实效应值（0.242），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并非由偶然因素驱动。进一步采用"提前-滞后"检验，将处理变量分别提前和滞后5期进行回归，发现仅当处理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匹配时，系数才显著为正，提前期和滞后期系数均不显著，有效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针对模型设定的稳健性，研究对比了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两种非线性模型中poetry变量的边际效应（0.18-0.22）与线性概率模型结果（0.24）高度一致，证明模型形式选择不影响核心结论。此外，通过引入城市特征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检验发现处理效应不随城市规模、经济水平或时间推移而发生系统性变化，进一步确认了估计结果的稳定性。这些检验共同表明，唐诗传播对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可靠的内生性控制，基准回归结果可信赖。
针对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问题，研究构建了双重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第一个工具变量基于诗歌创作背景的历史外生冲击，筛选出因安史之乱等突发事件而创作的76首诗作，这些诗作的传播强度与当代旅游发展无直接关联。第二个工具变量采用地理距离交互项，计算各城市到唐代文化中心长安的直线距离，并构造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以捕捉空间溢出效应。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poetry具有显著预测力（F统计量>10），满足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估计结果中，唐诗传播的旅游效应提升至0.287（1%水平），较基准回归结果（0.242）略有增强，表明OLS估计可能存在轻微的下偏误差。过度识别检验（Sargar统计量=0.87）和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15.32）均通过，证明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此外，通过比较2SLS与控制函数法（CF）的估计结果，发现两种方法得到的系数标准误和显著性水平高度接近，进一步验证了内生性处理的合理性。这些结果表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唐诗传播的旅游效应依然稳健存在。
为排除其他文化作品对旅游经济的替代影响，研究在基准模型中逐步纳入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作品的虚拟变量。结果显示，这些控制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且唐诗传播的效应值（0.231）与基准结果（0.242）差异小于5%，表明其他文学形式未对核心结论产生实质性干扰。针对产业政策的潜在影响，研究控制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评选、"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等政策变量，发现处理效应仅下降0.012，仍保持1%水平的显著性，证明唐诗传播的作用独立于政府产业扶持。进一步实施样本分割检验，剔除直辖市、省会城市等行政中心后，剩余245个地级市的估计结果（0.218）与全样本结果接近；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分组回归中，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无显著区域差异，表明效应具有全国普适性。时间维度上，将样本分别划分为2000-2010年和2011-2021年两个阶段，发现后一阶段的效应值（0.265）略高于前一阶段（0.223），可能与数字传播技术发展有关，但两阶段系数差异不显著。这些敏感性分析表明，核心结论对样本选择、控制变量和时间段划分均具有稳健性，唐诗传播的旅游促进效应不受模型设定或样本特征变化的实质性影响。
七、异质性分析
研究通过分组回归揭示了唐诗传播对旅游经济影响的地理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后，发现东部地区（0.312）和中部地区（0.287）的唐诗旅游效应显著强于西部（0.195）和东北地区（0.173）。
这种差异源于三方面：其一，东部地区文化基础设施更完善，公共图书馆密度（每万人4.2座）和4A级以上景区数量（平均18个）显著高于西部（2.1座，9个），为唐诗资源转化提供了硬件支撑；其二，中部地区作为唐诗地理意象的核心分布区（如黄鹤楼、岳阳楼所在省份），其诗意景观与现实空间的契合度更高；其三，西部地区虽拥有丰富的唐诗地理元素（如敦煌、剑门关），但受限于交通可达性（高速公路密度仅为东部的1/3）和旅游服务能力（星级酒店数量少42%），导致文化资源转化效率较低。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显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核心城市的唐诗传播会带动周边300公里范围内城市的旅游收入提升12%-15%，这种辐射效应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尤为明显。通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研究发现增加1个唐代诗人活动遗址，周边50公里范围内城市的入境旅游收入平均提升0.8%，且该效应随距离衰减的速率在东部地区（每公里衰减0.5%）明显低于西部（每公里衰减1.2%）。这些发现为区域文旅政策制定提供了精准依据：东部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中部需完善诗意景观配套设施，西部则需优先改善交通可达性。
基于人口规模和行政等级的分组检验揭示了城市层级对唐诗旅游效应的调节作用。在人口规模维度，超大城市（1000万人以上）的效应值（0.345）显著高于特大城市（500-1000万人，0.278）和大城市（100-500万人，0.213），但与中小城市（100万人以下，0.332）差异不显著。
这种非线性关系源于：超大城市拥有更强的文化资本转化能力（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项目年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而中小城市通过"小而美"的精准开发（如浙江新昌的唐诗之路微度假产品）实现了差异化竞争。行政等级方面，省会城市的效应值（0.297）比地级市（0.231）高28%，但是县级市通过特色化开发（如四川江油的太白洞文旅综合体）可达到与地级市相当的水平（0.228）。机制检验发现，城市等级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影响效应：一是资源集聚效应，省会城市平均拥有3.2个唐代文化遗址，地级市仅1.7个；二是政策支持强度，省会城市获得的文旅专项资金是地级市的2.3倍。但动态分析显示，随着数字传播技术普及，城市等级对效应的调节作用正在减弱：2015-2021年间，地级市的效应值年均增长8.2%，快于省会城市的6.5%。这表明通过技术创新，中小城市可突破资源限制，实现"弯道超车"。例如，甘肃敦煌通过VR技术复原唐代沙州城，使游客量年均增长15%，旅游收入占比提升至42%。
从诗歌内容特征看，描写自然景观的诗歌（如山水诗）对旅游收入的促进作用（0.276）显著强于人文景观诗（0.213）和边塞诗（0.187）。这种差异与游客偏好高度契合：问卷数据显示，78%的游客将"自然风光"列为首要旅游动机，而人文景观和边塞题材的吸引力分别占15%和7%。进一步分析发现，包含具体地理坐标的诗歌（如"孤山寺北贾亭西"）的效应值（0.302）比泛指性诗歌（如"江南可采莲"）高41%，这印证了"地理锚点"理论——明确的空间指向能降低游客的搜寻成本。在传播渠道维度，教科书传播的效应值（0.242）显著高于影视传播（0.187）和数字媒体传播（0.165），但后两者的增长速度更快：2015-2021年间，数字媒体传播的效应年均增长12.3%，是教科书传播（3.2%）的近4倍。这种差异源于代际变化：Z世代游客中，63%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唐诗相关景点，而通过教材了解的仅占28%。交叉分析显示，当诗歌同时通过教科书和数字媒体传播时，其综合效应（0.318）比单一渠道高30%，表明多渠道协同传播具有叠加效应。案例研究进一步证实，杭州西湖通过"教材定位+抖音挑战赛+AR导航"的组合策略，使相关景点游客量三年内增长217%，旅游收入提升189%。这些发现为文化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思路：优先选择具有明确地理坐标的自然景观诗歌，构建"教科书基础传播+数字媒体精准推送"的立体传播体系。
八、政策建议
本研究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素材。政府部门应当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突破单一唐诗开发的局限，将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民间传说等多元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旅游项目开发，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另一方面，在文旅开发过程中需要注重文化作品的筛选与创新，优先选用情感积极、感染力强的经典作品，通过现代化表达方式和创新呈现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特别是要运用数字技术、沉浸式体验等新型载体，使传统文化更符合当代审美需求，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