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 | 越穷，越会让父母更容易打自己的孩子吗?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经济资源增加与儿童体罚减少之间的因果关系，支持了父母可以通过经济激励而非体罚来塑造儿童行为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政策意义上，本研究表明，扶贫项目不仅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能通过改善家庭环境，对儿童福祉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创新点在于，本研究首次提供了大规模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对儿童体罚影响的直接证据，并通过机制分析揭示了经济条件改善和健康检查条件性要求在减少体罚中的具体作用。研究结果的潜在应用价值在于，为全球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扶贫项目设计应更加注重对家庭内部互动方式的影响，尤其是对儿童保护机制的强化。此外，本研究结果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类似扶贫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强调了在政策设计中融入家庭福祉和儿童保护元素的重要性。

二、核心背景与数据来源

秘鲁Juntos计划是针对贫困母亲、孕妇及19岁以下儿童家庭的有条件现金转移（CCT）项目，通过经济支持增加儿童人力资本。项目要求受益家庭满足儿童入学（6-18岁）和健康中心检查（0-5岁）条件，自2005年启动后逐年扩展，至2017年已覆盖近70万户家庭。本研究利用其逐步推广特性，探讨对家长体罚行为的影响。数据来源于秘鲁国家统计和信息局（INEI）的“Encuesta Demográfica y de Salud Familiar”（ENDES）年度调查（2010-2019年），涵盖人口特征、家庭资产、生活条件及健康信息，并链接社会发展与社会融合部（MIDIS）行政数据获取受益家庭详情。ENDES采用标准DHS方法选取样本，聚焦15-49岁女性家庭，并选取一名18岁以上女性参与家庭暴力模块，包含儿童纪律策略问题。

研究采用双重差分（DID）估计器分析Juntos计划对体罚行为的影响，该估计器在存在异质性和动态处理效应时表现稳健。因变量包括家长是否在最近一个月内惩罚过孩子及具体体罚形式（如打耳光、殴打）。关键自变量为Juntos计划在各地区的资格获取情况。研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减少地区间和年份间不可观测差异的影响，并引入母亲和孩子特征、家庭特征等控制变量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数据处理涵盖ENDES年度调查数据，时间跨度从2010年至2019年，确保样本代表性及数据时效性。

研究区域涵盖秘鲁多个地区，这些地区在Juntos计划实施前后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存在显著差异。Juntos计划覆盖的地区往往更贫困且更偏远。通过比较不同财富 quintile 家庭的体罚情况，发现贫困家庭更可能使用体罚。为验证数据可靠性，研究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显示，Juntos计划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体罚趋势一致；安慰剂检验通过虚假处理时间进一步支持主要发现的可信度；稳健性检验通过不同子样本和替代性规范验证主要结论的稳定性。尽管ENDES数据在地区层面代表性有限，但研究通过科学统计方法和控制变量，尽可能减少了局限性对结果的影响，为分析Juntos计划对家长体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研究方法

采用双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估计方法，结合Borusyak等（2024）提出的稳健高效估计量，以应对处理效应的异质性和动态性。模型设定上，数据在地区-年份层面汇总，以地区平均体罚率为因变量，地区是否符合Juntos计划资格为关键自变量，同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捕捉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和全国性时间趋势。识别策略依赖平行趋势假设，即处理组和对照组在Juntos计划实施前的体罚率趋势应保持一致，通过事前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测试提供支持证据。为应对异质性处理效应，研究采用三重差分（Triple DID）模型，比较贫困与非贫困家庭在计划实施前后的体罚变化。稳健性检验方面，使用不同估计量（如Callaway和Sant'Anna, 2021; Wooldridge, 2025; 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 2020）验证结果一致性，并通过限制样本范围、使用调查权重、控制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及纳入个体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等方式强化结论可靠性。最终，因果中介分析揭示经济条件改善和健康检查条件性是解释体罚减少的重要因素，尽管机制效应需谨慎解释，但为理解Juntos计划如何改变父母纪律实践提供了初步证据。

四、结论

研究显示，秘鲁Juntos计划实施后，父母体罚行为显著减少。通过Borusyak等（2024）的双重差分估计量（BJS）及十年横截面调查数据分析，计划实施地区母亲和父亲体罚孩子的平均水平至少下降2.7个百分点（即11%），主要由“打耳光”行为减少驱动。贫困家庭体罚减少尤为显著，表明计划可能通过缓解经济压力改善家庭管教方式。数据分析还发现，体罚减少与Juntos计划在各地区的逐步推广密切相关，且这种影响在计划实施初期即显现，并随时间持续增强。

研究通过因果中介分析揭示，经济条件改善和健康检查条件满足是体罚减少的关键机制。Juntos计划的现金转移增加了家庭经济资源，减轻了父母因经济压力采取严厉体罚的倾向；健康检查条件则通过提高父母对儿童健康和教育的重视，间接减少了体罚行为。异质性分析显示，男孩比女孩更易受体罚减少影响，尤其在只有男孩的家庭中；多子女家庭体罚减少也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表明，Juntos计划对不同特征家庭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细致的参考。

为验证结果可靠性，研究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通过不同估计方法和子样本重复分析，主要发现依然稳健；利用Rambachan和Roth（2023）方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敏感性，发现除非违反平行趋势假设程度超过治疗前时期60%，否则体罚减少结果仍显著。此外，通过控制其他社会保护计划、母亲和家庭特征等变量，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稳健性。基于这些分析，研究得出结论：Juntos计划不仅通过现金转移直接改善贫困家庭经济状况，还通过改善健康和教育条件等间接途径显著减少父母体罚行为，为理解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在减少家庭暴力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并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五、结语

研究证实，秘鲁Juntos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显著降低了贫困地区家长体罚孩子的行为，尤其是“打耳光”等严厉体罚方式。计划实施后，母亲和父亲报告的体罚率平均下降至少2.7个百分点（相当于总体减少11%），且这一效果在贫困家庭中尤为显著。

研究指出，Juntos计划通过经济援助缓解了贫困压力，减少了家长对体罚的依赖。基于此，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扩大并优化条件现金转移计划，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以进一步减少儿童遭受体罚的风险；二是将家长教育纳入此类计划，通过非暴力纪律管理培训和支持，帮助家长掌握更有效的育儿方法；三是加强家庭暴力监测和干预，确保儿童在安全、无暴力的环境中成长。

本研究在多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做出重要贡献：首先，提供了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减少家长体罚行为的首个证据，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其次，通过深入分析Juntos计划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经济条件改善和健康检查条件性在减少体罚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现金转移计划如何影响家庭内部动态提供了新视角；此外，研究强调了性别差异在体罚减少过程中的重要性，发现男孩比女孩更可能受益于Juntos计划，为未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了依据。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探索不同设计特征的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对体罚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些计划如何与其他社会服务（如心理健康支持、家长教育等）相结合以产生更广泛、更持久的效果。研究还强调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鼓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共同研究家庭暴力问题。对于实践界，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证据，支持通过综合性的社会政策减少儿童遭受体罚的风险，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