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实证 |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对法学学术影响的实证分析

原标题：PRESTIGE AND PRODUCTIVITY: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OUTSTANDING YOUNG JURISTS AWARD ON LEGAL SCHOLARSHIP

译为：声望与产出：“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对法学学术影响的实证分析

作者：税兵，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本研究批判性地检视了“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对中国法学学者学术产出的获奖后影响。通过分析引文数据，我们探讨了这一自1995年设立、以表彰青年法学人才而闻名的奖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学术成果。与预期相反，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后续获奖者（尤其是近年获奖者）获奖后的文章引用产出有所下降。这一趋势源于该奖项宽泛的评选标准可能在无意中削弱了学者专注于学术贡献的动力。同时，“学而优则仕”等社会传统期望促使获奖者转向行政职务，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学术产出。与表彰特定学术成果的“优秀成果奖”相比，本研究表明：针对个人成就的奖项可能更能持续激励学者保持长期产出。尽管存在局限性，但本研究强调了重新思考学术奖项设计和影响的重要性，这对确保中国法学界奖项有效促进并维持学术卓越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学术奖项；激励机制；马修效应；过度合理化效应；预期奖励；中国法学界

1. 导论（Introduction）

研究背景：

在许多领域，颁奖是表彰优秀和激励进一步成就的一种常见方式。众多科学奖项分布在全球各地，作为一种激励知识创造的机制。尽管学术奖励被广泛使用，但对其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却很少，主要是因为量化其影响的挑战。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重要奖项的影响是什么，尤其是当它被授予一个年轻的学者时？人们普遍认为，著名学术奖项的获得者在获得认可后会提高他们的研究成果。

然而,《科学》杂志的一份报告中出现了相反的观点，认为获得诺贝尔奖可能会自相矛盾地降低生产率，将其称为“生产率杀手”。相关的名声和承诺可能会转移人们对正在进行的研究的注意力，导致与同龄人相比，获奖者的出版物数量、引用影响和想法的新颖性下降。这一发现与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后观察到的生产率增长有所不同。同样，一项重要的研究表明，菲尔兹奖获得者的生产力，最高荣誉对于40岁以下的人来说，在数学方面，往往低于获奖后的预期。作者认为，机会的涌入可能会抑制持续的高水平成就，导致这些年轻学者的出版物、引用和指导活动减少。

学术奖项旨在激励卓越成就，但其长期影响存在争议。既有研究显示奖项可能通过“马太效应”提升生产力（如John Bates Clark Medal），但也有证据表明顶级奖项（如诺贝尔奖）可能因资源分散和行政压力降低生产力。

研究空白：

中国法学领域缺乏对奖项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1995年设立，每三年评选10位45岁以下法学家）的影响尚未被系统评估。

研究目的：

通过引用数据分析该奖项是否有效激励获奖者的学术生产力，并与教育部优秀成果奖（基于具体成果的奖项）对比，探讨奖项设计对生产力的影响。

2. 摘要（Abstract）

核心发现：

与中国其他享有盛誉的学术奖项不同，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是基于获奖者的综合表现而非单一贡献。信息系统机制可能会削弱接受者对出版生产力的长期激励。此外，中国的社会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好学之士必当官”，导致许多接受者从学者过渡到官员，潜在地阻碍了他们的贡献。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的后期获奖者（尤其是近几届）引用生产力显著下降。

原因包括：奖项标准宽泛（综合学术表现而非具体成果）、社会文化驱动获奖者转向行政职位（“学而优则仕”）。

比较发现，教育部优秀成果奖（基于具体成果）未显著影响生产力，但未显示负面效应。

结论：

综合性奖项可能削弱长期激励，需优化设计以聚焦具体成就。

3. 研究方法（Methodology）

数据来源：

中国社科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涵盖1995-2020年70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获得者的引用数据。

对比25位教育部优秀成果奖获得者的数据。

变量设计：

激励指数（Incentive Index）：通过获奖前后三年平均引用量差值计算，衡量生产力变化。

控制变量：获奖届次、年龄、研究领域（应用法学/理论法学）、地域（北京/非北京）、高校等级（985/非985）。

分析方法：

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ANOVA）、线性回归，对比两奖项的激励效应。

4. 数据与结果（Data & Findings）

样本特征：

80.6%获奖者专注应用法学，43.28%来自北京高校，59.7%来自985高校。

激励指数范围：-1.00至14.00，11.94%获奖者后期引用为零。

关键结果：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

激励指数随届次显著下降（回归系数=-0.819, p<0.001）。

前3届获奖者生产力提升，后4届显著下降。

教育部优秀成果奖：

激励指数无显著趋势（p=0.715），未显示负面效应。

解释机制：

奖项综合性导致目标模糊，削弱长期动力（“过度辩护效应”）。

社会文化驱动获奖者转向行政职位（如高校院长、官员），减少学术投入。

5. 结论（Conclusion）

核心结论：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奖因综合评价标准和社会文化压力，未能持续激励学术生产力，后期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政策建议：

优化奖项设计，聚焦具体学术贡献（如单一著作），减少行政晋升关联。

6.述评

研究的优点

研究价值：填补中国法学领域奖项激励效应的实证空白，结合社会文化分析（如“学而优则仕”），具有现实意义。

方法严谨：采用多变量回归和对比分析，控制高校等级、地域等因素，增强结论可信度。

数据创新：利用CSSCI数据库构建激励指数，量化奖项效应。

可能的局限

数据限制：

仅依赖引用数据，忽略教学、法律实践等贡献。

缺乏对照组（未获奖的匹配学者），因果推断受限。

时间跨度：

三年观察期可能过短，尤其对法学专著类成果不适用。

变量缺失：

行政职位数据不全，无法直接验证“学者转官员”假设。

外部效度：

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科学）需进一步检验。

可能的改进建议

扩展数据源：纳入出版物数量、教学评估等多元指标。

延长观察期：追踪获奖者10年以上的学术轨迹。

引入对照组：匹配未获奖的相似学者进行对比分析。

深度访谈：补充质性研究，揭示获奖者职业选择动机。

论文来源：載於澳門大學法學院英文期刊 Macau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澳門環球法學研究》）2024年第1卷，第77–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