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经济科学

实证研究 | 约半数高校教师将在十年内离开学术界

发表时间：2026-07-06 17:23
【编者】当代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震荡。曾几何时，博士学位是通往学术殿堂的金色门票，如今却更像是漫长苦旅的起点凭证。高校学历的迅速贬值，并非源于知识含量的下降，而是供给过剩与岗位稀缺共同作用的结果。每年数以万计的博士毕业生涌入市场，而教职席位却以近乎凝固的速度缓慢释放。
当“博士后”从短暂的学术缓冲变成长期职业状态，当“非升即走”从激励制度异化为生存淘汰，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已不再是隐喻，而成为每一间实验室、每一场招聘会中切实可感的寒意。
学历贬值的表象之下，是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结构的深刻转型。传统学术岗位高度依赖的人口红利与高校扩招红利已双双触顶，而产业界对博士级研究人才的需求远未形成足够吸纳力。更严峻的是，政府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速放缓，基础研究经费在紧缩周期中首当其冲。过去支撑高校教职扩张的三驾马车——财政拨款、横向课题、学费收入——正同时遭遇限速。
高校不再是避风港，而成为资源博弈的最前沿。科研人员发现自己花费数年打磨的技能，在市场中缺乏直接对接口，而产业界需要的是即插即用的工程能力，而非经年累月锤炼出的学术直觉。供需之间的结构性错配，让大量优秀博士在求职季中体验到“高不成低不就”的普遍困境。
高校教职吸引力的下滑，远不止于薪酬福利的横向比较，更涉及职业尊严与安全感的系统性流失。曾经受人敬仰的大学教授，如今在量化考核的流水线上被拆解为论文指标、项目经费、国际引用等一串冰冷数字。晋升通道的收窄与评价周期的缩短，使得青年学者不得不在最具创造力的年纪沦为学术计件工。他们在实验室度过除夕，在审稿意见中迎接新年，却依然难以预测五年后的自己是否还能留在体制之内。
学术自由的光环褪色后，暴露出的是一张紧绷的生存网：安家费追不上房价涨幅，子女教育优势日益稀薄，退休保障被年轻一代视为遥远幻影。当一份工作既要透支健康，又无法承诺未来，选择离开便不再是背叛，而是理性的自救。
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当下这场震荡或许是学术制度必经的成人礼。泡沫被挤出，虚火被扑灭，存活下来的将是更纯粹的研究热情与更健全的职业生态。但转型的代价不应由一代青年学者独自承担。
【来源】Kwiek, M., Szymula, L. Quantifying attrition in science: a cohort-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of scientists in 38 OECD countries《量化学术界的人才流失：基于38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Higher Education 89, 1465–149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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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论文对38个国家37.5万余位科研人员进行了长达22年的纵向追踪。研究将“离开科学”操作化为“停止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2000年与2010年两个独立队列的流失率。
结果显示，2000年队列（2000年首次发表论文）中，约三分之一科研人员在五年内停止发表，十年内近半数流失，至十九年末仅约三成仍活跃发表；女性在每个时间点的流失率均高于男性——五年和十年分别高出约12.5和11.5个百分点，性别差异显著。
然而，在2010年队列中，九年观察期内男女性别差异几乎完全消失——女性九年留存率41.4%，男性42.4%，差距微乎其微。与此同时，2010队列（2010年首次发表论文）的整体流失速度比2000年更快，八年内已流失过半，表明尽管性别差距收窄，但科研环境对所有年轻学者的压力普遍加剧。
一、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科学界的“人才流失”或“ attrition ”（即学者离开科研）并非新鲜话题，但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国家、单一机构或基于小样本调查，缺乏全球性、大规模、长时段的量化证据。
论文利用全球最大的文摘数据库Scopus，追踪了38个OECD国家中两个世代（2000年和2010年首次发表论文）的STEM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医学）领域科研人员，样本量高达37.5万余人，随访时间长达22年（至2022年）。这项研究的核心目标并非简单统计“有多少人离开”，而是通过生存分析方法，精确刻画科研人员“停止发表”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性别差异、学科差异以及跨世代变化，从而挑战传统上关于女性更容易离开科学的刻板印象。
传统叙事中，“漏管”（leaky pipeline）和“寒冷气候”（chilly climate）两个假说主导着对女性在科学中流失的解释。前者认为女性在每个学术阶段都因系统性障碍而不断流失，后者则强调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排斥女性。然而，这些假说多基于美国或西欧的小范围调查，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全球OECD国家、是否随时代变化而改变，一直缺乏验证。本文明确指出，他们的研究并非要否定这些假说，而是要在更大尺度上检验其普适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将“离开科学”操作化为“停止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一界定虽不完美（忽略了从事教学、行政或产业研发但不发表的人），但却是全球层面唯一可行且可重复的量化路径，因为就业数据无法跨国统一获取。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纳入了“管道”与“路径”两种视角。管道视角将科学职业视为线性阶段，强调个体因素（如能力、努力）决定去留，而路径视角则关注组织文化、部门气候、家庭与职业互动等结构性条件。作者意识到，他们的数据库无法直接测量部门气候或工作—家庭冲突，但他们认为，追踪数十万个体长达二十年的发表轨迹，本身就是对传统横截面研究的重大超越。通过对比两个相隔十年的队列，他们能够揭示attrition模式是否随时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不仅关乎学术兴趣，更关乎政策制定：如果年轻一代的性别差距已缩小，那么过去针对“女性需要额外支持”的政策可能需要重新校准。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数据构建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论文从Scopus中提取了2000年至2010年间所有首次发表至少两篇文献（含会议论文）的作者，初步池子为212万余人。经过严格的筛选——限定为OECD国家、STEMM学科、且拥有可辨识的姓名和性别——最终得到2000队列142,776人，2010队列232,843人。
性别推断使用了商业工具NamSor，该工具基于姓名与国别组合，在欧盟官方名录和奥运会运动员数据上的精确度和召回率均超过96%，且已被多项研究验证为最优工具之一。作者承认，NamSor对韩国姓名表现较差，但因韩国样本占比仅2%~3%，对整体影响有限。学科归属并非依据作者所在院系，而是根据其引文网络中参考文献的主要学科领域（modal discipline），从而更客观地反映其研究实质。国家归属则根据其发表时所属机构的国家模态值，并考虑了国际流动（但限于数据，仅能识别出发文国家变化）。
核心分析方法是Kaplan-Meier生存曲线估计，辅以危险函数（hazard rate）和核密度估计。生存分析中，“事件”被定义为“停止发表”，即某位作者在2019年或更早的年份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文，则其离开年份记为“最后发表年份+1”；若最后发表年份为2020、2021或2022，则视为右删失（仍在科学中）。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因截断数据而低估attrition。为了验证“停止发表”是否真为永久离开，作者分析了发表频率分布：在2000队列中，超过86%的男性和83%的女性每年至少发表一篇，间隔四年以上的比例不足1.5%，说明一旦中断，回归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停止发表”作为离开科学的代理指标是合理的。
本研究的局限性被明确阐述：首先，它只能覆盖Scopus收录的期刊，非英文期刊和书籍章节被忽略，可能低估某些人文社科领域的产出，但STEMM领域以期刊论文为主，影响较小。其次，它无法区分“离开科研”与“留在科研但不再发表”（如转为纯粹教学岗），但作者指出，在STEMM领域，不发表通常意味着不再积极从事研究。最后，它缺失个体层面的年龄、婚姻、生育、机构类型等协变量，因此无法进行因果推断。不过，作者强调，他们的目的并非解释“为什么离开”，而是精确测量“何时、以何种比例、在哪些群体中离开”，为后续因果研究提供基础性事实。这种“描述性量化”在大数据时代具有独立价值，因为此前根本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基准数据。
三、惊人的流失速度
2000队列的Kaplan-Meier曲线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图景：无论男女，第一年就有约4.6%的人停止发表，前四年累计流失超过25%，五年内累计流失约三分之一。具体而言，女性五年生存率（即仍继续发表）为67.7%，男性为71.3%；十年生存率女性48.7%，男性54.0%；至研究期末（19年），女性生存率仅29.4%，男性33.6%。
换句话说，在2000年首次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中，大约一半在十年内离开了科学出版界，三分之二在二十年内离开。这一数字远超公众认知，也高于多数基于就业数据的离职率，因为“停止发表”的发生要比“离开工作岗位”更早、更普遍——许多学者可能在正式离职前几年就已不再产出。
性别差异在2000队列中显著存在。女性在五年、十年和十九年的累积离开概率分别比男性高出12.5、11.5和6.3个百分点。危险函数显示，女性在第四年达到离开峰值，男性在第三年，且女性在整个前十五年中的危险率始终高于男性。这意味着，早期职业阶段是流失的高危窗口期，而女性在此窗口期面临更高的风险。不过，作者指出，这种差异在绝对值上并非天壤之别（大约10%），且随着时间推移差距缩小，说明传统“女性流失远超男性”的说法在总体层面虽然成立，但程度被过往小样本研究夸大了。
然而，总括数据掩盖了巨大的学科异质性。例如，在生物化学、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BIO）中，女性五年离开概率达37.2%，男性仅30.8%，差距超过20%；而在物理学与天文学（PHYS）中，女性五年离开概率28.1%，男性29.2%，几乎毫无差异。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数学（MATH）、计算机科学（COMP）和物理这三个女性占比极低（约15%~18%）的“数学密集型”学科中，性别差异完全不显著，甚至在某些年份男性离开率略高于女性。这一发现直接挑战了“女性在男性主导领域更易流失”的直觉，暗示这些领域中“幸存下来的女性”可能具有更强的韧性或选拔效应。
四、学科分化——BIO与PHYS的对照故事
为了展示学科特异性，论文重点对比了BIO（大型学科，女性占47.8%）和PHYS（小型学科，女性占15.6%）。在BIO中，Kaplan-Meier曲线从第三年起便明显分离，且分离幅度逐年增大——女性在每个时间点的生存概率都低于男性。至研究期末，BIO中女性生存率仅23.4%，男性32.7%，差距近10个百分点。危险曲线显示，BIO女性的危险率在所有年份均高于男性，且峰值出现在第四年。核密度分布则表明，BIO中离开的女性集中在前六年，而男性离开时间分布相对更均匀。作者推测，BIO领域内女性比例较高，但竞争激烈、博士后阶段漫长、生育与科研时间冲突严重，加之该领域对持续产出要求极高，可能导致女性更难坚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PHYS，其两条生存曲线几乎重合，甚至在第二至第六年，男性离开率略高于女性。危险曲线也几乎重叠，表明性别对attrition毫无影响。这一结果令人震惊，因为物理学传统上被认为“寒冷气候”最严重。作者提出几种解释：其一，物理学中能够进入学术出版体系的女性已经经历了极为严格的筛选，她们可能具有更高的自我选择和抗压能力，成为“典范少数”（tokens），反而促使她们更坚定地留在科学中；其二，物理学的研究模式（如大型合作组、固定实验设施）可能提供更稳定的团队支持，减少孤立感；其三，也可能是发表频率分布不同，物理学论文合作者众多，即使个人不再主导研究，仍可能持续出现在作者列表中，从而延缓“停止发表”的判定，但这无法解释性别间无差异的特定现象。
计算机科学（COMP）则展现了另一种模式。在2000队列中，COMP的女性占比仅15.7%，但生存曲线男女完全重叠，且危险曲线显示男性离开风险在前几年甚至高于女性。2010队列中女性占比升至18%，差异依然不存。作者援引相关文献指出，计算机领域对女性的“排斥性信息”虽然强烈，但成功进入该领域的女性往往表现出“非典型”特质——她们可能比普通女性更具竞争力和职业承诺，因此流失率与男性趋同。这一发现暗示，改善女性留任可能需要针对不同学科设计差异化策略：在BIO等女性占比已接近一半的领域，问题可能出在职业结构（如博士后积压、晋升缓慢）；而在物理、数学等“硬核”领域，问题则更多在入口端（如何吸引更多女性），而非留存端。
五、性别差距正在消失
转向2010队列，最震撼的发现是：所有学科合并后，男女生存曲线几乎完全重合——九年生存率女性41.4%，男性42.4%，差异仅1个百分点。而且，两性在前四年的流失速度比2000队列更快：第一年约5.4%离开，第四年已累积流失约30%，第八年超过50%。这意味着，2010年入行的科研人员虽然性别差异消失，但整体流失率较十年前更高、更早。危险曲线显示，2010队列的峰值出现在第六年（而非第三、四年），且男女危险率完全重叠。作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全球科研环境的变化——学术岗位竞争加剧、短期合同增多、博士后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使得所有人都更早离开，但女性不再比男性更易受冲击。
跨世代比较中，数学密集型学科（COMP、MATH、PHYS）在2000队列已无性别差异，在2010队列依然无差异；而BIO、MED、AGRI等女性比例高的学科，虽然2000队列差异显著，但在2010队列中差异显著缩小但仍存在。例如，BIO中女性五年离开概率约33%，男性约30%，差距从2000年的20%降至约10%。作者统计了统计检验（包括对数秩检验、Wilcoxon等六种方法），发现2010队列中，所有学科合并的p值不显著，但在MED、BIO、AGRI、NEURO、PHARM等五个学科仍显著，而COMP、MATH、PHYS、ENG、ENER、ENVIR等则不显著。这提示，性别平等的进步是不平衡的，那些历史上女性参与度高的领域，性别差距顽固存在；而女性参与度极低的领域，反而实现了平等留存。
论文将这种转变归因于“科学劳动力人口的构造性变化”——过去二十年，全球女性在科学中的比例急剧上升，从2000年的约30%升至2010年的约40%，且年轻一代女性进入科学时的职业预期、家庭分工观念、政策支持（如产假、托儿服务）均发生改变。此外，数字出版和开放获取运动可能改变了发表行为，但更根本的是，学术职业本身的“临时工化”趋势（博士后面临的短期合同）可能对男女造成同等压力，从而掩盖了传统的性别特定障碍。作者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寒冷气候”已经消失，而是表明其影响在宏观层面被其他因素稀释，或者需要更精细的机构级数据才能探测。
六、讨论、政策启示与未来方向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双重的：
其一，科学界的离职规模远超通常认知——十年内半数离开，二十年三分之二离开，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科研生涯”的定义，它可能不再是一份终身职业，而更像一段阶段性投入。
其二，性别差异正在迅速缩小，尤其对新一代科学家而言，女性并不比男性更容易“退出发表”。这不应被解读为“问题已解决”，而应被理解为“问题的性质正在变化”——过去我们担心女性被排挤，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所有年轻学者（无论性别）都面临不可持续的高压环境。作者强调，他们的发现与2023年Spoon等人在《Science Advances》上对美国教职离职的研究一致（女性更可能因“被推出去”而离开），但同时也指出，美国研究聚焦于终身轨教职，而本研究涵盖所有发表者（含博士后、研究员、企业研发人员），因此更具全局性。
政策含义上，论文建议，不应再笼统地将“女性”视为风险群体，而应针对不同学科、不同职业阶段设计干预措施。例如，在BIO和MED领域，仍需要关注工作—家庭平衡和晋升通道；但在COMP和PHYS，重点应放在早期招募和导师支持，而非中期留任。更重要的是，整个科学系统的“早期流失”问题——无论性别——需要结构性改革，如减少对短期合同的依赖、提供更稳定的研究经费、认可发表之外的学术贡献等。作者还呼吁建立全球性的学术职业跟踪数据基础设施，将发表数据与就业、薪酬、晋升记录链接，以便区分“停止发表”与“离职”的不同机制。
最后，作者坦承本研究的诸多局限，并指出未来方向：一是引入年龄和资历信息（目前Scopus缺乏出生日期），以区分“离开”与“退休”；二是加入机构类型（研究型大学vs.教学型院校）以检验组织环境的作用；三是将分析扩展至非STEMM领域及非OECD国家。他们特别提到，大型语言模型（LLM）可能未来能从非结构化文本中提取更多职业信息，从而弥补当前数据的不足。
总之，论文不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证基准，更开启了一个新研究范式——用生存分析和大数据重新审视科学界长期以来的“常识”，其结论既令人不安（流失率如此之高），又令人深思（性别故事远非单一线索）。科学界需要以同等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些事实，并据此调整人才政策。


文章分类： 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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