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译评 | 普通人还能靠学历“逆天改命”吗？

过去我们谈论向上流动，几乎默认等于“经济收入的显著增长”和“职业地位的跃升”。但在今天，在宏观形势背景下，一个顶尖高校的毕业生与一个成功的手艺匠人，谁更“向上”？这已很难用单一标准衡量。

可以说，大学可能已从“电梯”变成了“攀岩墙”——它提供了无数个着力点（课程、项目、人脉、实习），但不再自动将你送达顶端，每一步都需要主动抓取。这意味着，如果仍以“刷绩点-求稳定”的应试思维度过四年，那么毕业即意味着“阶层滑落”风险的开端。

那么，普通人还能够靠一纸学历“逆天改命”吗？

看这篇顶刊的分析。

这种凭借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个人故事，对中国众多家庭而言并不陌生。千百年来，勉励子女刻苦向学、金榜题名、博取经济成就与精英地位并光耀门楣，始终是中国父母的梦想。尽管“优绩主义”（meritocracy）这一概念是因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著作《优绩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而在西方普及开来的——他在书中将“优绩”定义为“智力加努力”——但这一理念在中国已被推崇了上千年，并演变成为一种近乎狂热的信仰。

【作者简介】吴晓刚，江苏镇江人。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公共政策学部讲席教授，英文SSCI 期刊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主编，国际华人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Chi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CSA）会长，国际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委员会（RC28）理事，欧盟研究资助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专家组成员。2017至2018年，他同时担任上海纽约大学访问教授；2019年秋季，担任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教授。 他于2020至2024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学者。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2001年获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博士学位。2001到2003年任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人口研究中心Mellon 博士后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曾在上海市政府研究室从事市长文稿撰写和政策研究工作。

一、个人叙事与精英政治的历史回响

论文开篇以作者吴晓刚的亲历故事作为引子。他出身于农村家庭，持有农业户口，在1980年代既无私人补习也无特殊政策关照的情况下，凭借在高考中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顶尖大学，继而赴UCLA深造，最终成为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知名学者。这一轨迹完美诠释了“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传统中国路径。对于无数中国家庭而言，作者吴晓刚教授的亲历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缩影，更是一代人的集体信仰——鼓励子女苦读、金榜题名、光耀门楣，构成了跨越千年的文化执念。

这种信仰深植于历史土壤。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指出，与传统欧洲的世袭贵族制不同，中国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具有相当高的开放性，大量进士出身于三代无功名的家庭。正是这种“以考试定取舍”的精英选拔制度，塑造了东亚文化圈重视教育和学识的传统。

然而，这种美好叙事正在被重新审视。最新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成功考生其实高度集中于特定地区的约三百个大家族，因为备考所需的巨额时间和资源远超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地方精英和官员也常常试图影响考试内容和录取结果。可见，机会的“相对公平”与“绝对门槛”自始至终并存，而当代高考正面临着同样的历史辩证法。

如今，高等教育扩张并未如预期般拉平差距，反而暴露了更深刻的悖论。自1990年代末扩招以来，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愈发激烈。社会学中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说指出，除非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已完全饱和，否则教育扩张首先被他们利用，弱势群体难以受益。伴随国内高校分层加剧和海外留学渠道开通，城市中产家庭拥有了多重赛道，而一系列旨在淡化“唯分数论”的录取改革（如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更有利于拥有文化资本和家庭支持的学子。其结果，高等教育从“伟大的均衡器”异化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公众对社会流动性下降和阶层固化的担忧日益高涨。

二、三本新著的民族志视角与核心发现

在这一焦虑弥漫的背景下，文章集中评介了三本近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它们均采用民族志方法，从不同切面剖析中国教育的深层肌理。第一本是姜以琳的《Study Gods》（学业之神）。该书追踪了北京五所精英高中里家庭收入位列全国前10%的学生，并创造了生动的校园阶层谱系：不费力但高分者称“学神”，努力且高分者称“学霸”，努力却低分者沦落为“学弱”。姜发现，这些精英学生将高分数归结于“天生禀赋”，并以此合理化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们视特权为天经地义的奖赏，甚至对师长缺乏尊重。然而，该书缺失了对家庭如何私下运作（如聘请中介、包装简历、提升英语标化成绩）的深度剖析，对非精英群体的经历也着墨甚少。

第二本是霍利特的《精英政治及其不满》。该书刻意将视角下沉至福建欠发达地区，聚焦厦门、宁州和山区县的普通学子。与北京精英学生将成功归于“天赋”不同，这些来自资源匮乏学校的学生更强调“勤奋、坚持和自我控制”等美德，并自视为“高考战士”。霍利特指出，高考被神话为“唯一相对公平的竞争”，其精英意识形态具有双重欺骗性：一方面，社会背景显著影响机会质量，高考并未兑现平等化的承诺；另一方面，它成功地将“社会劳动”转化为“个人功绩”的幻象，让落榜者心服口服地接受失败。为了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家庭甚至会求助于道教寺庙烧香和民间宗教仪式，前台世俗教育与后台鬼神崇拜奇妙共存，用以消解对系统性不公的感知。

第三本是林乐的《机会主义的果实》。该书聚焦于蓬勃发展的课外补习产业（影子教育）。尽管中国对教育行业严格监管，补习机构却在2010年后吸引全球资本疯狂扩张。林乐运用制度社会学中的“模糊性”和“机会主义”理论，解释这些边缘创业者如何在政策夹缝中野蛮生长。他提供的数据触目惊心：在省会及沿海城市，至少50%的中小学生参加补习，在北京等超大城市更高达85%；赴美中国留学生中，超七成曾接受过补习机构的语言培训。讽刺的是，这股需求的飙升恰恰源于政府推行“素质教育”减负政策所产生的真空——补习机构不仅利用社会焦虑，更刻意制造并放大这种焦虑，使教育陷入恶性内卷。文章还提及，鉴于补习业“绑架学生”的严重危害，中国政府已于2021年出台“双减”政策，强力取缔营利性学科培训。

三、理论棱镜

三本书分别聚焦于微观个体、文化心理和市场供给，而吴晓刚在文章中巧妙地引入费什金的“机会平等三难困境”理论，以此统合中国教育的深层矛盾。

费什金指出，有三个核心原则无法同时完美实现：其一是精英选拔原则（按成绩分配）；其二是平等生活机会（不问出身，公平起跑）；其三是家庭自主权（父母有权倾注资源培养子女）。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追求任意两者，必然牺牲第三者。若维护精英选拔和家庭自主，则富裕家庭必然胜出，损害平等；若追求平等和家庭自主，则必须废除择优录取；若保障精英选拔和平等，则必须强力干预家庭生活，侵犯父母自主权。中国教育所经历的种种阵痛，正是这个“三难困境”的鲜活投射。

吴晓刚进一步将这一理论本土化为中国语境下的“结构性三难困境”，即国家、市场和家庭三股力量的动态角力。国家推动市场化改革，却又试图管控其过度膨胀（如双减政策）；市场则不断创造新的竞争场域，将教育优势商品化；家庭则作为代际传递的核心行动者，既响应国家政策也迎合市场激励。具体表现为：市场与家庭联手，消解了国家对教育平等的宏伟抱负；国家与市场同构，强化了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竞争逻辑；而当国家推行再分配政策（如配额制）威胁到家庭的教育投资自主权时，国家与家庭又会产生激烈冲突。这三重张力交织，构成了阻碍教育公平达成的结构性障碍。

针对中国为促进公平而推出的“国家专项计划”和定向招生政策，吴晓刚指出，这些措施虽试图补偿西部和农村学生，但并未撼动根本。城市中产家庭通过购买学区房、参与补习、参与特殊类型招生等方式，轻松维持了分层化的教育环境。像“双减”这样的雷霆手段，虽然直接摧毁了千亿级的补习市场，但正如林乐在书中所警示的——如果不解决教育不公和学业负担背后盘根错节的底层条件（如区域资源失衡、就业学历歧视、社会评价单一），简单粗暴的运动式治理只会制造新的混乱和“机会主义”温床，隐藏的需求可能会转入更隐秘的一对一家教，进一步抬高普通家庭获取优质资源的成本。

四、结论：向上流动是否依然可能？

综合三本书的审视，答案颇为严峻：传统意义上、通过“一考定终身”来实现阶层跃升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精英大学录取的战场早已从高三下移至初中甚至幼儿园，优势阶层凭借经济资本和文化惯习（如国际课程、背景提升、兴趣特长）构建了厚厚的护城河。数据表明，尽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高，但农村户口学生通过上大学转为城市户口的比例仅约11%（吴晓刚和Treiman 2007）。对于普通家庭子弟而言，高考虽仍是防止“断崖式坠落”的安全网，但不再是“逆天改命”的万能梯。文凭通胀使得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窘境频现，精英政治的神话正在祛魅。

然而，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完全封死，亦是一种误读。吴晓刚自身就是反例——在1980年代毫无资源加持下考取省状元，这说明极度“真空”的公平竞赛在特定历史时期是真实存在的。在当下，通道并未物理关闭，而是从“电梯模式”切换为“攀岩模式”。它不再奖励“听话的做题家”，而是青睐极少数具备顶尖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或极高情商与逆商的天才型选手。民族志揭示，无论是北京的“学神”还是福建的“考霸”，真正的护城河在于家庭传递的“隐性知识”与面对不确定性的心理韧性。这意味着，个人能动性依然有用，但必须搭配极其精准的战略（如选择新兴交叉学科、构建差异化的能力组合），并且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

最后，文章借费什金的理论指出，解决教育平等的终极方案存在巨大政治与文化代价。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要么彻底废除家庭对教育的干预（这在伦理上难以接受），要么彻底否定考试选才的精英原则（这在效率上不可行）。文章并未给出乌托邦式的乐观结论，而是提示我们：在转型期的中国，国家、市场与家庭的三难博弈远未结束。2021年的“双减”政策是一次壮烈的国家干预，但其长期效果尚待观察。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务实的策略是认清结构性约束，不再迷信文凭神话，转而培养“可迁移的解决复杂问题能力”。高等教育依然是杠杆，但撬动命运的支点，已从“分数”悄然转移到了“认知”与“连接”本身。阶层固化的风险真实存在，但缝隙中的机会，依然留给那些读懂游戏规则并勇于打破常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