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译评 | 以貌晋升？相貌如何影响中国官员晋升？

从历史传统看，“以貌取人”曾是一种制度化的选官逻辑。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相貌常被置于重要位置。唐代吏部选官有“身、言、书、判”四条标准，其中“身”即“体貌丰伟”，位居首位。在唐代，上品首推“国”字脸，因其威严正气；至明清时期，容貌在选官中的“分值”甚至占到六分之一，科举殿试时常以容貌定状元，如明朝状元吴伯宗便因原拟第一的郭翀“貌寝”而递补。清代还有专为落第举人设立的“大挑”制度，“不试文艺，专看相貌”。然而，汉代研究也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状貌并非选任的决定因素，强调功劳的仕进制度和重德轻貌的儒家思想是防范“以貌取人”的重要保障。可见，“以貌取官”更多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职位上被强化的传统，而非贯穿始终的绝对铁律。

现代实证研究则揭示了相貌影响仕途的复杂心理机制。 一项基于AI算法的研究发现，在中国4000多名中高级官员中，看起来更有能力、更值得信赖且攻击性较弱的官员，晋升前景显著更优。温暖相关的特质（如可信度和非攻击性）在更高级别晋升中尤其受重视。

另有研究直接指出，中国市级领导中感知吸引力更高的领导者晋升概率更大。这种效应背后的心理机制在于：人们会本能地从面孔推断能力、支配性、可信度和温暖度等领导特质。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外貌便成为最直观的判断标准。不过，这种“颜值效应”存在边界——一项针对中国地级市长的研究发现，长相与官阶高低并无明显关系；而在中国中层管理者的研究中，明显的可信度和年龄比吸引力或能力更是更关键的领导力预测因素。这表明相貌的影响会因职位层级和评价维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相貌影响的边界，最终受制于制度约束与能力考量。 在选举政治中，相貌可能因选民信息匮乏而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任命制下，上级对下级表现更熟悉，长相的影响相对减弱。研究还发现，相貌的“颜值效应”在性别间存在差异——男性俊朗者可能被上司视为威胁而不受重用，女性则未必面临同样处境。更重要的是，有研究明确指出，外貌对晋升概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其推动地方经济的能力却几乎无法说明任何问题”。换言之，相貌可能是一块“敲门砖”或“加分项”，但绝非能力的替代品。在汉代，虽有特殊职官对状貌有要求，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状貌并非官吏选任、迁转的影响因素”；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尽管直觉性评估有时会渗透看似理性的决策，但绩效、政绩与政治关系等硬指标仍是决定性因素。相貌与做官之间确实存在微妙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始终在制度、能力与时代文化的多重约束下发挥作用。

至于相貌和做官的关系，来看这篇顶刊的分析。

研究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随机森林模型和面向159名在职公职人员的配对实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从正厅级向副省部级晋升的低阶提拔中，能力感相关特质的作用最显著；到了副省向正省、正省向国家级晋升的高阶阶段，值得信任和低攻击性的特质权重大幅提升；攻击性特质对男性官员的仕途存在明显负面影响，却不会对女性官员的晋升造成阻碍。

量化对比显示，面部特质对官员晋升的解释力甚至超过了经济绩效、政治关联等传统核心变量，其影响幅度与拥有研究生学历、担任高级领导贴身秘书的收益相当。这一研究指出，看似严谨合规的官僚选拔体系中，基于直觉的隐性判断同样发挥关键作用，不仅补充了中国官员选拔的非传统解释路径，也为理解不同政治体系下的人才遴选偏好差异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

一、导论

传统官僚制理论通常将官僚体系视为现代理性组织的典型代表，认为其选拔体系会完全基于规则、资历与客观绩效开展人才遴选，尽可能排除容貌这类表面特质的影响。本研究跳出这一经典预设，提出官僚体系内看似理性严谨的选拔决策，往往会受到决策者对候选人外在形象的直觉甚至本能评估的影响，打破了此前学界对官僚选拔完全理性化的固有认知。

研究将分析场景聚焦于中国的官僚环境当中，提出区别于选举场景的选拔逻辑：选举场景下选民挑选的是代表自身利益的领导者，而官僚体系的决策者需要选拔的是同时承担“领导者”与“下属”双重身份的官员。这类被选拔的对象不仅要能胜任对下级的管理工作，更要作为可靠的下属服从上级的指令，在集权体系下，决策者会格外关注委托代理过程中的权力滥用风险，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外观传递出可靠、非威胁特质的候选人。

过往关于中国官员选拔的研究主要遵循两大主流范式，分别是强调客观量化指标的绩效范式，以及突出高层人脉作用的庇护范式，二者都默认选拔决策是基于候选人真实能力与派系关联的理性评估过程。本研究突破这两类传统框架的局限，聚焦容貌印象这类此前被忽略的隐性选拔因素，提出中国的官员选拔体系并不完全是纯粹的能力锦标赛，印象感知这类隐性因素同样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可以将部分选拔环节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容貌竞赛”。

二、数据来源

研究团队搭建了覆盖多级别官员的大样本数据集，样本包含2000年至2022年间在任的4071名中高级党政干部，这些官员都曾在市级、省级乃至更高层级担任核心领导职务，覆盖了市长、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长、部委部长乃至更高级别等关键岗位，且所有晋升至高层的官员都有对应的下级岗位任职履历，保障了样本的可比性与分析严谨性。

为了最大程度规避反向因果问题，研究团队不仅收集了所有官员的官方标准正面免冠肖像照，还同步采集了官员参会、公开活动场景下的抓拍照片，这类会议照片普遍没有经过重度修图美化，更贴近官员的真实容貌特征。最终研究共获取21267张有效照片，其中包含7484张正式标准头像照，以及13783张会议与公共活动现场照片，所有照片都完成了裁剪、背景标准化等预处理操作，统一为413×579像素的统一规格。

除了面部影像数据之外，研究团队还同步整合了所有样本官员的多维度背景信息，涵盖官员的性别、民族、出生年份、籍贯所在地、受教育程度、任期内地方GDP与财政收入增速，以及和历任高层领导的共事关联等核心变量，完整覆盖了过往选拔研究中常用的绩效类、政治关联类、人口统计学类指标，为后续多变量对照分析提供了完备的数据基础。

三、方法和理论

研究构建了适配官僚选拔场景的专属理论框架，提出选民选举偏好和官僚选拔偏好存在本质差异：选举场景下选民更偏好看起来有能力、有吸引力的候选人，而官僚体系内部的选拔会额外重点关注温暖维度的特质，也就是可信度、低攻击性这类和“可靠下属”身份高度匹配的特征。

在信息不对称的官僚环境中，官员的内在品格很难通过常规指标直接观测，决策者自然会将面部传递出的直观印象作为判断这类隐性特质的重要捷径，尤其在权力层级更高的岗位选拔中，这类印象判断的权重会进一步提升。

为了解决大规模面部特质评估的难题，研究采用深度学习方法替代传统人工标注，选用ResNeXt-50卷积神经网络作为核心模型。研究团队首先招募199名标注人员，对2500张低级别官员的照片从吸引力、胜任力、可信度、攻击性四个维度进行1-5分的人工评分，获得2403张满足标注质量要求的训练数据，再用这些人工标注结果训练深度学习模型，实现了对剩余数万张照片的自动化标准化评分，既规避了公众对高层官员的熟悉度偏差，也解决了大规模人工标注的疲劳误差问题。

为了验证结论的严谨性，研究设计了多组交叉验证与稳健性检验，不仅通过10折交叉验证确认深度学习评分和人工评分的高度相关性，还通过加入图像清晰度控制变量、分开检验官方照片与会议照片的评分结果、追踪同一名官员晋升前后面部评分波动等方式，排除了高层官员照片修图这一反向因果解释。后续还引入包含真实公职人员的联合选择实验，使用StyleGAN2生成的匹配式虚拟人脸开展偏好测试，从微观个体层面验证了观测数据得到的选拔偏好规律。

四、结论

基准回归结果清晰展示了面部特质对官员职业生涯的显著影响，在控制籍贯、出生年份、教育程度等协变量后，面部看起来更有胜任力、可信度、更低攻击性的官员，能获得更高的政治级别，同时因违纪违法被处分、清理出队伍的风险也显著更低。

具体来看，胜任力评分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官员能达到的最高政治级别对应提升7.4%个标准差，可信度评分提升一个标准差对应最高级别提升6.1%个标准差，而攻击性评分每提升一个标准差，最高级别反而会下降4.6%个标准差，四类面部特质中，仅有吸引力在控制其余三类维度后不再具有独立的统计显著性。

不同晋升台阶的偏好异质性呈现出清晰的层级规律，从地厅级晋升至副省级的阶段，胜任力特质的影响权重最大，符合该层级需要官员处理繁杂地方治理事务的现实需求；

而从副省级晋升至正省级的阶段，可信度与非攻击性特质的影响远超胜任力，这一阶段决策者更在意候选人作为下属的可靠性，避免高层权力被存在潜在威胁的人员掌握；当晋升至国家级及以上层级时，胜任力的影响权重重新回升，此时决策者需要候选人同时兼顾可靠的下属属性与出众的治理能力。

性别维度的偏好差异同样十分鲜明，对男性官员而言，攻击性较强的面部特征会显著损害其晋升前景，更高的吸引力还能带来小幅的晋升加成；而女性官员的选拔逻辑完全不同，攻击性的面部特征并不会对女性的晋升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吸引力过高会给女性官员带来轻微的晋升惩罚，这和体系内部分高层决策者刻意规避“容貌出众的女性官员容易引发流言”的普遍心态直接相关，完全区别于选举场景中容貌对女性候选人普遍正向加成的规律。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随机森林模型测算变量相对重要性后发现，面部四类特质的综合解释力丝毫不输传统选拔研究重点关注的经济绩效、政治关联这类核心指标。在晋升结果的预测变量重要性排名中，四类面部特质的得分全部位列所有变量的前四位，甚至超过了地方GDP增速、教育水平、高层政治关联这类常规因素的贡献度，彻底打破了此前学界认为容貌是无关紧要的边缘影响因素的固有认知，直观证明了面部印象在中高层选拔过程中绝非可有可无的参考项。

研究结论带来的规范性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容貌选拔可能带来公平性隐患，基于面部的直觉判断很容易固化刻板印象，让部分并非能力出众但恰好符合容貌偏好的官员获得额外优势，但另一方面这类基于容貌的选拔标准作为人人都具备的通用属性，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冲掉仅面向少数群体开放的政治关联类因素的影响，反而有可能扩大选拔的人才池覆盖范围。同时研究还指出，面部传递出的印象是否真的能精准对应官员的真实品格，目前仍缺乏充分证据验证，过度依赖容貌线索开展选拔反而有可能忽略更有实际能力的候选人，损害整个选拔体系的有效性。

本研究的发现还为理解不同政治体系的权力组织逻辑提供了全新视角：选举体系本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竞争机制，因此选民会优先选择看起来强势、有攻击性、能为本群体争取利益的领导者，而官僚体系是强调内部服从与组织团结的层级化协作机制，因此决策者更偏好看起来温和、可靠、低威胁的候选人。这类基于容貌的选拔偏好还意外搭建起了缺乏普选机制下的干群信任传导渠道，普通民众和高层决策者共享类似的面部特质判断逻辑，体系选拔出来的高可信度容貌的高层官员，更容易让民众产生直观的信任感，这也为部分国家行政系统公众信任度普遍高于立法机构的跨国家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