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 | 无形的束缚:亲密伴侣暴力如何扭曲女性的社交圈发表时间:2026-08-16 15:44 亲密伴侣暴力确实会对女性的社交圈造成明显的扭曲,孤立受害者本身就是施暴者常用的控制手段之一。施暴者会通过限制受害者与亲友的接触、控制其外出社交的时间、反复诋毁她的朋友等方式,逐步切断受害者和外界的联结,让她的社交范围慢慢缩小到仅围绕施暴者一人。不少受害者会在长期的精神打压下主动回避社交,不愿和他人倾诉自己的遭遇,害怕被他人发现自己的处境,原本的社交圈会不断萎缩,甚至彻底与过去的朋友断联,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这种社交圈的扭曲会进一步加剧受害者的困境,让她更难获得能支撑自己脱离伤害的社会支持。当女性失去了亲友的陪伴和帮助,她的心理韧性会大幅下降,很难建立起对他人的信任,后续哪怕想要脱离暴力关系,也会因为缺少外界的助力而面临更多阻碍。长期的社交隔离还会让受害者的自我价值感持续降低,更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进一步巩固施暴者的控制链条,形成“暴力-社交孤立-更难脱离暴力”的恶性循环。 ![]() 研究还发现有没有经历过伴侣暴力,会完全改变不同社交特征对抑郁症状的影响规律:对有过这类暴力经历的女性来说,和核心亲友的情感亲密度越高,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就越低,所以帮她们维系和身边可靠亲友的紧密联结,对缓解抑郁的作用特别关键。但对没经历过这类暴力的女性来说,和社交成员的亲密度和抑郁水平没有明显关联,反而是社交圈子里男性成员的占比越高,抑郁症状越轻,这类女性可以通过男性社交链接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来缓冲负面情绪。基于这些结果,研究建议后续的家暴心理援助不能只盯着受害者个人,要跳出传统个体干预的思路,通过同伴互助小组、社区导师陪伴等形式帮幸存者搭建安全的支持网络,所有涉及邀请男性参与家暴相关服务的工作,也必须始终把幸存者的人身安全和自主决定权放在第一位。 一、导论亲密伴侣暴力是美国每年让数百万人在身体、心理、经济上都遭受伤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大约每4名女性里就有1人在一生中遭遇过男性伴侣施加的肢体或者其他层面的暴力。这类伤害的负担还更多落在有色人种女性、移民女性、生活困难的女性等边缘群体身上。 过去的研究已经明确,这类暴力经历和女性糟糕的心理健康状态直接挂钩,暴力的严重程度越高,女性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反应的概率就越高。有过这类暴力经历的女性,抑郁的预估患病率能达到近五成,创伤后应激反应的患病率更是超过六成,暴力伤害和两类负面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呈明确的正向关联,经历过这类暴力的女性,新发抑郁的风险直接翻了一倍。 过去的研究还发现,来自亲友的社会支持能缓冲暴力经历对女性心理健康的伤害,对暴力幸存者来说,充足的亲友帮衬既能改善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反应等多种心理问题,甚至还能降低之后再次遭遇暴力的概率。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大部分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的女性,能从亲友那里拿到的支持远比没经历过这类暴力的女性少得多。社交隔绝本身就是施暴者常用的精神控制手段,受害者身边能求助的人很少,自然很难拿到资源消解暴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进一步放大了暴力对心理的伤害。 现在已经有不少关于社交圈子的研究证实,圈子的结构特征和各类暴力经历都有关联,比如大学生如果社交圈子特别小、熟人很少,遭遇性暴力的风险就会明显上升;如果自己的社交圈里有人也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自身遭遇性暴力的概率也会变高。但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亲密伴侣暴力经历女性的专项研究,大家对这类女性的社交圈子特点怎么影响她们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抑郁症状还知之甚少,这也是这次研究要做的核心事,就是把这块研究空白补上。 二、理论 这次研究的核心逻辑围绕社交圈子的人际影响逻辑展开:研究者认为女性和亲密伴侣暴力相关的体验、想法、行为,都会被自己身边社交圈子的共识规则、大家默认的行为习惯、圈子本身的结构特点双重影响。过去基于社交圈子设计的同伴健康干预方案,对有亲密伴侣暴力经历的女性效果往往不如预期,这刚好说明这类女性的社交圈子本身脆弱、不稳定,既是后续开展干预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恰恰是干预可以切入的突破口。而社交圈子分析本身就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能精准描述和健康相关的人际互动特点,给解答人际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提供全新的、从整体生态切入的视角。 社交圈子本身的特点就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和身边人联结越紧密、有至少3个完全信任的知心朋友,就和更低水平的抑郁、焦虑症状直接挂钩,圈子里人的构成特点对促进心理健康的价值特别大。 对有亲密伴侣暴力经历的女性来说,社交圈子的作用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大部分遭遇暴力的女性想求助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先找身边熟悉的亲友,不会直接联系专门的家暴援助机构,这就意味着她们的社交圈子直接决定了后续能不能安全脱离暴力、心理状态能不能慢慢恢复。如果幸存者能依靠的支持圈子特别小,想脱离暴力处境的过程就会处处碰壁,就算身边的亲友主动提出帮忙,受害者也可能因为被暴力折磨后产生的羞耻感不愿意接受帮助,最后拉长了彻底恢复安全状态的时间。 结合现有研究的基础和没被填补的缺口,这次研究最终定下两个核心目标:第一个是把有亲密伴侣暴力经历和没这类经历的女性放在一起对比,彻底理清两类人的社交圈子特征具体有哪些不一样;第二个是验证社交圈子的特点会不会改变暴力经历和女性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程度,搞清楚不同的社交圈属性对两类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有什么不同,给之后针对暴力经历女性的精准帮扶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三、数据 这次研究总共招募了204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女性参与者,纳入标准是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过去半年里至少有一项符合暴露前预防用药适配的性风险指征,能使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正常交流的顺性别女性。研究团队通过线上社交平台、社区卫生诊所等多种渠道定向招募参与者,还特意多招募了有亲密伴侣暴力经历的女性,保证这部分群体的样本量足够支撑分析,所以这次研究样本里近半年的亲密伴侣暴力患病率,比美国普通女性群体要高。整体样本的平均年龄是25.6岁,超过四成的参与者是非西班牙裔黑人女性,接近三成的参与者自我认同为性少数群体。 对比两类群体的人口基本特征后发现,有暴力经历和没暴力经历的女性,只有教育水平这一项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没经历过暴力的女性里,近一半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这个占比明显比有暴力经历的女性的不到三成更高。除此之外,两类人群的年龄、种族族裔、就业状态、性取向、恋爱婚姻状态、年收入等所有其他人口特征,都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别,两组样本的基础情况整体比较均衡,不会因为这些基础变量严重干扰之后的核心分析结果。 对比两类群体的社交圈子特征,总共发现了6项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的地方:没经历过暴力的女性,平时联系紧密的核心熟人平均有4个以上,明显比有暴力经历女性的平均3个更多;没经历过暴力的女性,核心圈子里有男性的比例是七成,远高于有暴力经历女性的五成多;有暴力经历的女性,圈子里同样有过亲密伴侣暴力经历的人的比例接近三成,差不多是对照组的两倍;有暴力经历的女性,圈子里有过伤害陌生人行为的成员比例、圈子里觉得“有些情况下暴力是可以接受的”的人的占比,也都明显比没经历过暴力的女性更高。 四、研究方法 这次研究的整套操作流程已经通过耶鲁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核批准,所有数据的采集工作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完成,完全符合科研伦理的相关要求。参与者签完知情同意书之后,可以选择直接去研究办公室线下填问卷,也可以通过线上问卷平台远程完成所有调研内容。全部问卷填完后,参与者能拿到25美元的误工补贴,还会收到一份当地的社区服务资源清单,里面记录了可以提供暴露前预防用药服务的诊所、家暴援助组织的联系方式,充分保障参与者的相关权益。研究用了两个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工具来统计亲密伴侣暴力的经历:专门用于统计伴侣间冲突行为的躯体攻击分量表,用来采集过去半年里的肢体伴侣暴力经历,性体验调查问卷用来采集同期的性伴侣暴力经历,最后把过去半年里有过任意一种肢体或者性暴力经历的人,划定为近期暴力暴露群体,把这个分类作为核心的二分类变量来做后续分析。 调研社交圈子用的是自我中心式的社交圈子统计方法,先让参与者列出最多7个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核心熟人,再逐一回答这些熟人的性别、有没有过亲密伴侣暴力相关的经历、对暴力的态度等相关信息,同时还要给自己和每个熟人的亲近程度打分,也要给不同熟人之间的亲近程度两两打分。最后通过这些数据计算出圈子的总人数、自己和圈子成员的平均亲近程度、圈子里不同成员之间的平均亲近程度、圈子成员之间的关联紧密程度、男性成员占总人数的比例、圈子里持暴力接纳态度的人占比等多维度的社交圈子特征指标。 统计心理健康情况的时候,用的两个成熟问卷都经过大量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很高:用流调中心抑郁症状调查问卷统计过去一周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20个问题的得分加起来总分为0到60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这次调研里这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了0.94;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第5版检查表统计过去一个月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严重程度,20个问题的得分加起来总分为0到80分,分数越高说明相关症状越严重,这次调研里这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了0.97。所有统计分析用专业统计软件完成,没答完的缺失题目,用参与者自己已经答完的题目的平均分补齐,先通过交叉对比、独立样本差异检验完成两组人群的基础特征对比,再构建调整了人口特征变量的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最后通过交互项检验社交圈子的特征会不会改变暴力经历和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把统计结果里小于0.05的概率判定为具有统计学层面的显著意义。 五、结论 这次研究最终验证了多项社交圈子特征和心理健康症状的独立关联:女性的核心社交圈子人数越多,抑郁和创伤后应激反应两类症状的严重程度都会明显更低,证明拓宽社交圈能给女性提供更多可以依靠的支持资源,成为缓冲负面心理伤害的保护性因素。 而如果自己的社交圈子里有曾经对其他人实施过暴力的人,哪怕这个人从来没有伤害过自己,女性的抑郁和创伤后应激反应严重程度也会明显上升,就算暴力的对象不是自己,长期暴露在有暴力实施者的社交环境里,依然会对心理健康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这是之前很多研究都没有关注到的隐蔽伤害路径。 有没有过亲密伴侣暴力的经历,直接改变了两类社交圈特征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规律,完全呈现出两种不一样的结果:在有过暴力经历的女性群体里,和核心社交成员的亲近程度越高,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就越低,说明对经历过暴力的女性来说,和自己现在已经有的核心熟人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结,是缓解抑郁最核心的保护因素。但在没有过暴力经历的女性群体里,和核心熟人的亲近程度和抑郁严重程度没有明显关联,反而是核心圈子里男性成员的占比越高,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越低,这类女性可以通过身边的男性社交联结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给自己的心理健康提供保护。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这次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实践和政策优化方向:针对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的心理帮扶工作,不能只盯着受害者本人做工作,必须同步关注她们普遍遭遇的社交隔绝问题,给社交圈特别小的幸存者补充必要的物质支持,通过同伴互助小组、结构化的亲友参与活动、社区导师结对等形式,帮幸存者重新搭建起高质量的支持社交圈。在邀请男性参与家暴相关的服务和干预工作的时候,必须始终把幸存者的人身安全、自主选择权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充分评估不同男性角色的作用之后再逐步推广相关工作,同时要跳出只盯着个体做工作的传统思路,推动能从整体社会结构层面挑战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降低全社会亲密伴侣暴力整体发生率的群体性社交圈干预落地。 六、不足 这次研究还存在多方面的方法局限:首先所有关于暴力经历的信息都来自参与者的自我陈述,虽然暴力相关的经历对当事人来说记忆特别深刻,能很大程度上降低回忆错误带来的统计偏差,但还是没办法完全排除回溯过去6个月经历的时候出现的记忆偏差。同时为了保证暴力经历相关分析的统计结果足够可靠,研究特意多招募了有暴力经历的女性,再加上所有参与者本身就是符合暴露前预防用药适配要求的高风险健康人群,而且所有招募工作只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州开展,这些因素都限制了研究结果推广到普通女性群体、其他地区场景的可能性,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可能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社交圈子特征规律。 现在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同一个时间点采集的横断面数据,虽然能清晰看到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但完全没法确定不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所以没办法推导出明确的因果关系:既没法确定到底是本身社交圈特别小导致女性更容易遭遇亲密伴侣暴力,还是遭遇暴力之后施暴者刻意搞社交隔绝,把受害者原本的社交圈子挤得越来越小,也没法观察到社交圈子特征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轨迹,之后还需要开展长期跟踪的纵向队列研究,把这块证据缺口补上。同时这次研究的覆盖范围只限定在顺性别女性遭受男性伴侣实施的暴力这个场景里,没有覆盖其他性别身份、其他性向的亲密关系里的暴力场景,现在得出的结论不能直接套用在这些群体身上。 为了保证统计结果的可靠性,同时保护参与者的隐私,研究把恋爱婚姻状态、性取向、收入等人口特征都合并成了更宽泛的大类,这可能会掩盖不同小众群体之间的差异,没法进一步拆解不同性少数身份、不同亲密关系模式、不同收入层级女性的具体规律差别。除此之外,研究没有采访参与者社交圈子里的其他成员,所有关于圈子成员对暴力的态度等信息,都是只通过受访者单方面报告得到的,可能存在一定的报告偏差,同时用来统计圈子里暴力接纳态度的5个问题是研究团队自己开发的,还没有经过标准化的心理测量学流程验证,之后需要招募规模更大、覆盖人群更多元的样本,结合对社交圈子其他成员的同步调研,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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