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经济科学

实证研究 | 文科无用?高校文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发表时间:2026-09-01 11:25
“文科无用”的论调甚嚣尘上,这首先折射出当下文科教育面临的严峻现实:在就业市场的冰冷数据面前,文史哲等基础人文学科的毕业生确实遭遇就业差、起薪低、岗位匹配度差、职业路径模糊的困境。当社会以短期的经济回报率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尺,当技术迭代加速催生对“即插即用”型人才的渴求,文科似乎被挤压进了象牙塔的狭小缝隙,其社会声量在实用主义的浪潮中日渐式微。

然而,这种困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文科教育体系自身的滞后与脱节。部分高校的文科课程仍沉溺于僵化的知识灌输与脱离现实的空洞思辨,忽视了批判性写作、逻辑论证与跨领域沟通等可迁移能力的系统训练。当文科毕业生在求职时只能展示一堆“死知识”而非“活思维”时,“无用”的标签便在用人单位与公众认知中被反复强化,形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跳出短视的功利视角,文科在当代社会的深层价值恰恰因其“无用”而显得弥足珍贵。在算法支配信息、人工智能取代重复劳动的时代,文科所守护的价值判断、伦理思辨与审美感知,构成了人类区别于机器的最后壁垒。当技术专家争论“能不能做”时,文科培养的是“该不该做”的终极追问——这种对复杂人性的洞察、对多元文化的共情,是任何数据模型都无法完全模拟的文明底座。

现实中,文科的作用正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新形态悄然生长。在数字经济领域,内容生态的构建、用户心理的洞察、品牌叙事的策划,无一不依赖文科生的感知力与表达力;在产品设计中,对“人”的深度理解恰恰是技术落地的关键桥梁。文科不再孤立于理工科之外,而是通过与科技、商业的深度融合,转化为“人文+数据”“历史+战略”等复合竞争力,成为赋予冰冷工具以温度与灵魂的催化剂。

因此,面对“文科无用”的诘问,正确的回应不是悲情辩护,而是主动革新。文科必须走出自我封闭的象牙塔,强化写作训练、田野调查与项目制实践,让学生在行动中锤炼思维。社会亦需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因为一个健康文明的韧性,正取决于其在技术狂奔时能否听见人文的警钟。文科的价值不在当下立现,而在于长远地塑造一个社会的共识、底线与希望——这种“大用”,恰恰潜藏于被误解的“无用”之中。

【来源方建锋,许志通. 文科无用?——高校文科科研产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J]. 复旦教育论坛, 2026, 24 (1): 89-100.
【内容提要针对当下社会广泛流传的“文科无用论”认知偏误展开系统性实证回应,研究跳出以往学界仅停留在价值层面宏大辩护、缺乏量化经验佐证的研究局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社会资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搭建分析框架,以2012—2023年我国31个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高校文科科研产出综合指数,匹配人均实际GDP、产业转型升级指数、数智化发展水平等核心变量,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回归、空间杜宾等多类计量模型,剥离理工科科研产出的干扰后精准识别文科科研产出对经济发展的净影响。研究还创新性引入明清时期进士人数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轮稳健性检验,最大程度规避内生性问题,最终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链条,打破长期以来“文科科研难以直接赋能经济增长”的刻板认知。

实证结果显示,高校文科科研产出能够通过制度供给降低交易成本、文化引领塑造社会共识的路径直接促进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这恰恰是文科知识以“思想—舆论—政策—行动”链条传导、作用于社会深层结构的客观表征;从成果类型来看,科研课题的经济促进效果最强,咨政报告次之,论文、著作、获奖类成果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进一步拓展分析还发现,文科科研产出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的中介传导效应占比仅为13.729%,核心路径仍有待挖掘;当数智化水平提升时,其经济赋能作用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征,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增益远高于普通数字化发展,跨过第二门槛后回归系数可达基准结果的4倍以上;空间维度下文科科研产出对邻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大于本地效应,且其促进作用在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地区与部属高校样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此研究最终从评价体系革新、应用导向强化、数智融合转型、区域协同发展、异质路径引导五个维度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

当前“硬科技”被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背景下,“文科无用”思潮正在社会舆论与政策实践中潜滋暗长。大众普遍认为相较于理工科立竿见影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文科的科研产出似乎总与直接的、可量化的经济效益相去甚远,甚至被简化为一种的智力消费。这种观念既存在认识论偏误,又会在实践层面影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科研评价体系构建乃至青年学子的专业选择,长此以往恐将侵蚀支撑社会良性运转的“软实力”基础。

遗憾的是,过往学界对此议题的回应多停留在价值层面的宏大辩护与理论探讨,鲜有研究能够以扎实的证据链条,清晰、系统地揭示高校文科的知识生产何以影响经济发展进程。本研究试图超越“有用”与“无用”的理论之争,以数据支撑的实证方法直面这一长期悬置的重要议题,填补价值辩护的宏大叙事与功能辩护的零散论证之间的缺口,搭建能够与“硬科技”贡献对话的实证分析范式。

研究最终锚定“文科无用”叙事链条中文科科研产出与经济发展这一终端节点,聚焦我国31个不含港澳台的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探究高校文科科研产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深度理解并科学评估文科科研的社会经济贡献、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从实证层面回应长期以来社会对文科经济价值的质疑。

二、理论

研究基于多学科成熟理论提出四大核心研究假设,构建完整的理论解释框架。第一个假设提出高校文科科研产出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其作用路径分为两个维度:一方面依托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科研成果能为优化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提供智力支持,降低社会整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依托社会资本理论,人文学科的科研产出能够塑造区域内共享的身份认同与诚信观念,为经济发展提供深厚持久的文化软环境。

第二个假设认为高校文科科研产出能够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本身是制度密集的结构变迁过程,新兴产业的孕育需要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制度框架先行构建,传统产业的退出升级也涉及利益再分配、社会保障衔接等复杂制度调适,而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应用性文科的科研产出,能够为这一过程提供关键知识供给,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摩擦与政策试错成本,疏通产业体系向高阶形态演进的堵点。

后续两个假设分别从非线性特征与空间溢出视角延伸理论边界:第三个假设提出高校文科科研产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数智化发展水平的非线性特征,数智技术既为文科研究开辟新问题域、注入新方法论动力,也能降低文科知识的传播转化门槛,让文科科研的经济贡献呈现阶段性跃迁的边际效益递增规律;第四个假设基于知识溢出理论,指出文科科研产出具备准公共产品属性,能够通过人才流动、政策学习两条路径实现跨区域辐射,对邻近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三、方法

本研究针对不同的研究目标,设计了四类适配的计量模型完成实证检验,确保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与科学性。首先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估计,同时纳入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与各类控制变量,剥离个体与时间层面的不可观测干扰,精准识别高校文科科研产出对经济发展的净影响,后续还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至三期逐一纳入模型,检验文科科研产出的时间滞后效应,同时缓解反向因果引发的内生性偏误。

其次参考学界通用的中介效应“两步法”,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专属模型完成机制检验,在基准回归结果成立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产业转型升级这一中介变量的参数估计显著性,结合已有理论文献论证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清晰识别高校文科科研产出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避免传统中介检验可能出现的统计偏差。

在此基础上,研究分别引入前沿计量方法完成拓展分析:采用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智化水平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通过示性函数区分不同数智化区间下的变量作用差异,测算出精准的门槛阈值;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高校文科科研产出的空间依赖性与外部性,先后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邻接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估计,同时通过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避免仅靠回归系数判别空间特征可能引发的结论偏误。

四、数据

本研究选用2012—2023年中国31个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省份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覆盖十余年间我国高校文科科研与经济发展的完整演变周期,能够全面捕捉变量之间的长期互动规律。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来源广泛且权威,主要包括《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等官方公开出版物,同时整合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以及企查查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部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最大程度保障数据的完整性与可信度。

研究构建了覆盖多维度的完整变量体系,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地区人均实际GDP,核心解释变量为使用熵权-TOPSIS法测算的高校文科科研产出综合指数,评价维度包含学术论文数、出版著作数、科研课题数、科研获奖数、咨政报告数五大类特色指标;中介变量产业转型升级指数通过测算三大产业产值占比与产业层级的加权值得到,门槛变量数智化发展水平拆解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两个维度分别测算,同时纳入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等常规控制变量,还额外将高校理工科科研产出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剥离理工科的贡献得到文科影响经济发展的“净效应”。

为保证不同学科评价的适配性,研究针对文理科科研产出的差异设计了差异化的指标体系:文科科研产出评价保留了极具特色的咨政报告数指标,这是文科研究服务政府决策、参与公共治理的重要专属统计口径;而理工科的核心转化路径为技术发明与应用创新,因此以专利授权数替换咨政报告数纳入理工科科研产出评价体系,既符合两大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差异,也保证了指标选取的数据可得性与统计规范性,避免变量测量偏误。

五、实证结果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首先验证核心研究假设,结果显示高校文科科研产出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直接证实高校文科科研产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纳入滞后项后的回归结果进一步确认其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后续通过明清时期进士人数与时间趋势生成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数据缩尾、剔除直辖市、剔除疫情特殊年份五种方法完成稳健性检验,所有结果均保持正向显著,充分证明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分维度回归与机制检验进一步揭示变量作用的异质性与传导逻辑:不同类型文科科研产出的经济影响差异显著,其中科研课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最强,咨政报告次之,论文、著作、获奖类成果未见显著性影响;中介效应检验则证实高校文科科研产出能够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经济发展,但中介效应占比仅为13.729%,效应量相对较弱,说明文科研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环境营造而非直接要素投入,核心传导路径仍有待挖掘。

拓展性实证分析得到了更具新意的研究结论:非线性门槛检验发现,高校文科科研产出的经济促进作用在数智化水平提升时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特征,数字化发展存在单门槛效应,人工智能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人工智能带来的增益更大,跨过第二门槛后回归系数达到基准结果的4倍以上;空间效应检验显示高校文科科研产出对邻近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显著大于“本地效应”;异质性检验则发现该促进作用在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地区与部属高校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呈现出差异化的作用特征。

六、讨论

本研究的实证结论从根本上驳斥了流传已久的“文科无用论”短视功利认知,重新厘清了文科科研产出的独特经济价值逻辑。研究证实文科科研产出并非与经济效益绝缘,其价值实现路径不同于理工科的即时物化变现,而是以“思想——舆论——政策——行动”的复杂链条传导,时间滞后性恰恰是文科知识作用于社会深层结构、发挥长期性根本性影响力的客观表征,过往将文科价值简单对标即期普适性经济指标的认知存在严重的认识论偏误,忽略了其为国家治理、社会协同、文化创新提供深层智力支持与制度资本的独特长效机制。

异质性研究结论也为差异化推进文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思路,打破了过往文科建设“一刀切”的同质化发展误区。针对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地区,高校文科科研产出能够发挥显著的治理“补偿”效应,通过转化为政策方案与社会规范弥补现有制度体系的不足,因此这类地区应当优先布局高水平文科研究平台,聚焦基层治理等现实难题开展定向攻关;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也应当形成分层分类的互补发展格局,部属高校发挥资源优势聚焦全局性战略性议题,地方高校锚定区域需求走应用型服务型路线,最大化释放不同主体的文科科研经济效能。

数智化与空间溢出相关的研究发现还指明了新时代文科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一方面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不是替代文科研究,反而成为文科科研价值释放的全新助推器,未来应当全面推动传统文科向数智融合的新文科转型,在研究范式、人才培养、数智平台多个维度发力,让人文社科的知识产出更精准高效地内嵌于产业链、社会治理与文化创新之中;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行政边界壁垒,树立文科科研空间关联意识,通过构建区域文科科研协同网络、完善知识人才跨域流动机制,最大化释放文科科研的跨域辐射效能,助力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