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经济科学

论文 | 债权人利益保护视域下违法减资责任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26-09-29 17:47

【来源】云闯. 债权人利益保护视域下违法减资责任问题研究 [J]. 法律和经济科学, 2026, 2 (0): 168-189.

【摘要】公司减资以作出减资决议的股东会有效为前提,对此应统摄在《民法典》第143条第2款之下,以民事法律行为的视角进行评析。新《公司法》在此基础上重塑公司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体系,因此再无参照抽逃出资确定法律责任的前提和必要。在内部关系上,公司减资应以等比例减资为原则,不等比例减资必须被严格限定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前提之下。公司决议本身并无“溢出”效力,法律赋予债权人干预权所防御的并非减资决议本身,而是公司实施该决议所带来的资产流出进而减损公司偿债能力的行为。在外部关系上,因违法减资存在程序上的瑕疵,致使债权人丧失干预权利的行为即便经过变更登记,公司及股东亦不得以减资事实对抗未经有效通知的债权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于违法减资未尽勤勉义务的,应向债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关键词】违法减资 形式减资 通知债权人 抽逃出资

【作者】云闯,江苏通达瑞律师事务所主任、江苏省律师协会公司法业务委员会副主任、二级律师。

新《公司法》就公司减资制度作出重大调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第224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股东的同比例减资权。二是在第225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形式减资制度,也称简易减资,即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三是对违法减资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减资后股东从公司中“取回”出资的应当退还公司,豁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同时明确了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应当对违法减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减资未有效通知债权人所引发的债权人保护以及责任承担问题,是司法实践必须直面的课题,也长期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新《公司法》第224-226条对修订前《公司法》第177条规范的减资规则进行完善,增设法律责任部分。但违法减资情况下减资决议与债权人的关系,以及相关主体承担责任的法理依据仍需进一步探讨。

一、公司减资的程序规制

通常情况下,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根据自身经营需要所进行的自主商业决策行为。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将导致自身责任财产的降低,故法律就减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程序要求。

(一)公司减资的内部程序要求

公司减资属于股东会的职权,并且在减资时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第224条第1款)。以有限公司为例,《公司法》要求董事会制订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第67条第2款第5项)并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第59条第1款第5项);同时对于公司作出减资决议,法律还要求以特别多数决议行之,即应当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66条第3款)。对于股份公司而言,则准用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规定(第112条第1款、第120条第2款),同时第116条第3款亦明确股份公司减资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由于修订后的《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行类别股份(第144条),故对于发行类别股份的股份公司,如因减资行为导致类别股股东权利受到影响,则需要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类别股股东双重特别多数通过(第146条第1款)。

(二)公司减资的外部程序要求

《公司法》第224条第2款沿用修订前第117条第2款的规定,仅作三处文字性修改,一是将“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修改为“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二是将公告方式由原有的“在报纸上”增加也可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进行公告。对于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形式减资,法律排除了债权人的干预权,仅要求公司进行公告披露;三是将条文中“通知书”改为“通知”。
从实践中违法减资所引发的争议来看,公司减资的内部程序瑕疵通常表现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围绕减资决议本身所引发的争议,如未能遵循同比例减资原则所引发的决议效力争议,此类纠纷通常为“公司决议纠纷”这一案由所规范。公司减资的外部程序瑕疵则涉及公司减资未能有效通知债权人,从而导致债权人未能行使干预权利;表现为未能及时“要求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担保”影响债权实现。本文讨论的情况限定于后一种情形。即公司未经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即擅自作出减资决议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情形,且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探讨债权人的救济路径。

二、违法减资的既有裁判路径的反思与检讨

(一)违法减资责任承担的两种代表性裁判路径

对于违法减资,主要形成了以股东承诺为依据判决股东承担责任以及比照抽逃出资判决股东承担责任的两种裁判路径:

路径一:以股东承诺为基础的裁判路径

实践中,有些法院以股东在公司登记部门留存的减资承诺为依据,判令股东承担相应责任。这种承诺通常系应公司登记机关要求而作出,在全体股东就债务已经清偿或者已经提供担保事项作出事先声明后,登记机关再办理减资变更登记。
如在广东省深圳市宜安延保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上海昊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即以“在减资过程中接长建、林东雪向登记机关出具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承诺对公司未清偿的债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为由,判决接长建、林东雪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裁判文书披露的内容,该《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中含有“公司已向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未清偿的债务,由公司继续负责清偿,并由接长建、林东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内容。
又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榆林市德厚矿业建设有限公司与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的二审判决中指出,鉴于益业能源公司在办理减资变更登记时向登记机关出具担保书,承诺“本公司目前无债权债务。如果以前有债权债务问题,由现有股东按比例全权负责”,书面承诺对益业能源公司以前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故应追加股东益业投资公司和太兴置业公司为被执行人,在减资范围内对德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路径二:比照抽逃出资裁判路径

自2013年《公司法》修正时导入注册资本认缴制以来,因违法减资所引发的外部债权人利益受损的案件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由于修订前《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就违法减资的法律后果进行规范,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出通过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规则进行裁判的处理路径。又因《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就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可以直接将违法减资解释成抽逃出资并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种裁判路径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1期)刊载的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诉江苏博恩世通高科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公布的裁判要旨为:公司减资时未依法履行通知已知或应知的债权人的义务,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其在减资过程中对怠于通知的行为无过错的,当公司减资后不能偿付减资前的债务时,公司股东应就该债务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生效裁判认为公司减资时如未通知债权人,其在性质上等同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二者对债权人所造成的影响具有相当性,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6次法官会议纪要就“公司非法减资,股东如何承担责任”进行研究,其意见阐释部分指出,“公司非法减资类似于未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股东依法应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使减资的‘外壳’是公司本身,但‘内核’属于甲和乙(公司两名股东——本文作者注)无疑。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甲乙两股东应当对丙(公司债权人——本文作者注)的应收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经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江阴市某电气有限公司诉王某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程序存在瑕疵的减资不能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入库编号2024-08-2-293-001)一案裁判要旨指出,“因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对债权人实现债权造成了实际侵害,而王某、王某甲作为减资股东,其违法减资行为亦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后果,故程序存在瑕疵的减资不能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

(二)违法减资既有裁判路径的检讨

(1)以股东承诺为基础的裁判路径之检讨

以公司登记机关留存的《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简称《清偿担保说明》)等书面承诺为依据,判令其他股东承担责任,其正当性存在疑问,在法理上亦难谓逻辑自洽。
关于股东在《清偿担保说明》中承诺承担责任的性质,有学者指出,“股东在《说明》中同意担保公司债务的行为构成单方允诺。”另有学者认为“出具股东偿债声明,可认定为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与作为第三人的股东达成债务加入协议,或认定为股东单方出具保证书。”实务中,有法官指出《清偿担保说明》“作为公司及股东的承诺,应在公司不当减资时作为公司及股东承担责任的合同依据。”尽管上述观点得到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的支持,但本文对此仍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我国立法采“民商合一”模式。“不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逻辑前提都要‘承认民法与商法的不同’。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意义上的立法例,在统一的私法体系之下,规范意义上的商法都是独立于民法而存在的。”李宇教授指出,“我国民法典虽然是形式上的民商合一,但是组织法极为薄弱,这就注定了民法上的行为法的一般观念如果轻易地经由补充适用的渠道渗入公司法,必然会对公司法的组织法品格产生重大的冲击。我们在法律适用之时不能简单地因公司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就马上适用民法规范,而应当尽量发掘公司法中的解释空间,将公司法上的法律资源充分最大化。”因此,以民法一般条款来解释公司法问题时,应当在用尽公司法明文规范、公司法体系内解释方法以及商业惯例之后才可适用,否则构成向“民法一般规范的逃逸”,妨碍商法规范的独立性,也有违公司法的组织法品格。将股东在《清偿担保说明》上的签字行为解释为债务加入,并主张“在对债权人生效要件的认定上,即债务加入中的通知债权人,保证中的债权人接收保证书且未提出异议,可适当予以缓和”,这一解释路径明显与《民法典》第552条规定的债务加入存在不同。股东在签署《清偿担保说明》时根本不存在加入公司与债权人之间债务的意思表示。即便按照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减资登记时,出具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说明的义务主体也应当是公司,而不是公司股东。公司登记机关要求公司股东也出具类似声明并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法定职权。股东非自愿地向公司登记机关出具《清偿担保说明》,其目的在于换取登记机关在办理公司减资变更登记上给予的方便,并非真实地加入公司债务或者愿意为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因此,股东“被迫”非自愿地向登记机关而非公司债权人出具的声明,既不能构成债务加入,也不构成债务担保。公司债权人无权以此为依据主张股东承担责任。
其次,要求公司出具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系原《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2022年3月1日《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废止。《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不再要求公司办理减资登记时提交有关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因此,《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于2022年3月1日施行后,登记机关再要求办理减资登记时提供债务清偿或者担保情况说明已经没有法律依据。
再次,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之下,公司登记机关要求出具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存在规避自身执法风险,防止因错误登记而导致在行政诉讼中败诉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行政责任。尽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并未明确公司登记机关对于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应采取何种标准,但从相关规定中仍可窥见偏重实质审查的端倪。而《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则明确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第19条第1款前段),并且明确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第17条)。虽然登记机关藉由公司股东声明规避自身败诉风险的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由此产生的执法惯性依然存在。
最后,将股东签署的《清偿担保说明》理解为债务加入或者单方允诺,还将构成对减资制度目的的违反。股东希望通过减资程序实现合法的资本流出,这种流出的资本(即公司减少的资本)归股东所有才是减资制度的核心。将股东签署的《清偿担保说明》理解为债务加入或者单方允诺,本质上是对实践中“倒果为因”式的裁判路径的循环论证。减资股东承担责任的原因在于减资程序瑕疵,并且因为此种程序瑕疵使得债权人的干预权利受到影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换言之,正是因为产生了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结果,才要求减资股东承担责任,二者之间也才建立了因果关系。如果不存在损害债权人的结果,减资股东承担责任也就无从谈起。而对《清偿担保说明》作债务加入或者单方允诺式保证的理解,则完全不区分合法减资与违法减资,一概让减资股东承担债务加入或担保的后果,显然理据不足。
此外,即便不考虑股东出具承诺或者情况说明的非自愿性,这种声明和承诺在多长时间内有效,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况且,《民法典》第552条关于债务加入的后果是承担连带责任,而既有裁判路径则异化为补充赔偿责任,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

(2)比照抽逃出资裁判路径之检讨

尽管实践中将违法实质减资比照抽逃出资进行处理,但二者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表现为:(1)减资行为与抽逃出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公司组织法上的公司决议行为,而后者为股东个人行为。(2)抽逃出资必然损害公司资产,导致公司责任财产的减损,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历来为法律所明确禁止;减资行为则不尽如此。(3)抽逃出资虽然损害公司资产,但并不必然伤及公司资本(股本),在公司有巨额未分配盈利的情况下,抽逃出资有可能并不造成公司实收资本的减损。公司减资则不然,任何减资行为都必然在会计记载上体现出实收或者应收资本(股本)的减少。(4)在归责逻辑上,二者也存在不同。抽逃出资情况下,直接责任人为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的股东;违法减资情况下“减资股东是在公司责任下承担补充责任。”由此可见,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法律问题。在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违法减资的损害后果并不必然发生甚至确定不会发生。如动辄采取比照抽逃出资的裁判路径,判决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同时,又以参与决策的其他股东未尽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构成帮助侵权等事由,判令其他股东对减资股东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将导致股东权利与债权人权利明显失衡,肆意突破股东有限责任这一公司法基本原则,违反“保护投资安全与保护交易安全并重”的商事裁判理念,并不可取。
另外,类推适用虽为民商事审判实践所允许,但类推适用的前提是二者在法律效果上具有相似性或者在违法程度上具有相当性。实践中,对于违法减资不能等同于抽逃出资的观点亦早已有之。如在上诉人湖南中融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韶山路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合议庭经评议就公司减资应否承担该案民事责任、应承担多大范围责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合议庭评议意见指出,“中科本安公司减资未通知债权人的行为给债权人带来的损害只是债权人丧失了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造成该法律后果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本案的贷款债权一开始就有债务人自身提供的土地抵押、中融担保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该物保与人保共同对案涉债权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换句话说,中科本安减资不当的行为并没有给债权人造成实际损害……该诉请实质上属于侵权民事责任范畴,但是,该侵权行为没有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也就谈不上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审判决依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判令上述两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三)其他股东连带责任的追问

还需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公司登记机关留存的股东承诺为基础还是比照抽逃出资进行裁判,都牵涉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78条第3款的规定,在欠缺明文法律规定及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判令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并无充分的法律依据。理论上,有观点将股东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定性为共同侵权,认为“股东在公司减资范围内承担的赔偿责任实质上属侵权责任的一种。”“减资股东承担责任,是基于侵犯债权。具体而言,减资通知债权人的义务主体虽是公司,但法理而言,减资股东应当负有了解公司债权人情况及督促公司及时通知债权人的义务。如果公司未通知债权人,可视为公司与减资股东构成共同侵权。”如在南京嘉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陈亚光、徐广荣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及再审法院判决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均为相关股东共同作出了减资决议,同意陈亚光的减资请求。再审法院指出“股东会决议系由三股东共同作出,二审法院判令徐广荣、杨某对减资股东陈亚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又如在苏州展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严伟等与破产有关的纠纷案中,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即以“展阳公司在减资时,张某、高某一方面在减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另一方面在展阳公司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说明上签字,承诺公司已对债务予以清偿或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张某、高某的行为实际上帮助了严伟免除其出资责任,客观上帮助实施了减少公司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股东参与减资的股东会议并行使投票权与帮助侵权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将参与决策解释为帮助侵权,法院对于这种鸿沟跨越式的链接鲜能做到充分说理。正如卡尔·拉伦茨所批评的那样,“解释者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解释观点,并说明其选择某种观点为决定性标准之理由。法院对此常有欠缺。”一方面,减资是公司的商业决策,《公司法》明确股东会可以以特别多数作出减资决议。股东在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是参与公司决策的重要方式,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和可责难性。另一方面,从《民法典》第134条第2款关于决议行为成立的要件进行分析,减资决议只要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即为成立,其在公司组织法上并不属于瑕疵决议的形态。“从应然的角度看,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不应当超出其权力范围而涉及其他主体”。从债权人保护的视角分析,对于未经通知丧失干预权利的债权人而言,公司及减少出资的股东不得以减资决议对抗债权人。在法人实在说以及公司独立人格之下,公司决议作为公司组织体内部的意志形成的结果,仅具有对内效力,而不具有“溢出”公司组织体架构从而可以侵蚀公司外部债权人的效力。能够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并非公司意思(决议)而是公司行为”。“股东在减资过程中仅作出决议,通知债权人的义务主体是公司的管理者而非股东,股东难以知道公司债权人,就更谈不上侵害的故意。因此,违法减资中股东侵害债权难以成立。”以侵权的观点来解释违法减资问题,还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对公司减资投赞成票的股东都将成为共同侵权的主体,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的规定都需要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违法减资情形下股东责任问题不应该从侵权法上寻找依据。

三、违法减资责任的比较法分析与镜鉴

如何规范违法减资的责任承担以及如何判定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可以从相关比较法分析中得到启示。

(一)德国法上严格债权人保护模式

在德国法上,债权人对于公司减资具有强大的干预权利,甚至如果没有得到债权人同意,减资便无法获得变更登记。违法减资的后果表现为经理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可见,德国法上违法减资的责任主体是负有受信义务的经理,并不指向一般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8条第1款是有关实行减资的条款。公司经理必须在公司报刊上前后三次公告减资决议,通知相关的债权人。对于记名的债权人,公司必须分别予以通知,要求他们登记债权。如果债权人不同意减资,公司必须首先清偿其债权或者对此提供清偿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8条第1款第2项)。虽然债权人无权提出清偿要求,但是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同意,就不能在商务注册处获准减资登记……如果违反这一规定,经理必须根据《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3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必须根据该法第82条第2款第1句的规定承担刑事责任。《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8条第1款和第82条第2款第1句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条款。如果公司没有将减资事项通知债权人或者没有清偿其债务或者提供清偿担保,债权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的规定向经理提出损害赔偿之诉。”
德国法在信息披露之下采取的严格债权人保护模式,得到了一些欧盟成员国的采纳。《欧盟资本指令》第32条也作出了相似的规定。总体而言,“在向股东分派之前,必须满足债权人的请求权,必须对请求权尚未到期的债权人采取保护措施。出于这一目的,必须向债权人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

(二)英美法系上偿债能力测试模式

在美国法上,违法减资的责任亦是分配给董事承担。《示范商事公司法》第6.40条(c)所创设的偿债能力测试由两部分构成:第一,公司的现金流能够支撑其正常运营所产生的到期债务。第二,公司所有的资产的价值至少大于公司对外负债的总值。董事需要根据这两层测试来判断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决策分配事项,并在违法分配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美国、加拿大为典范的“偿债能力测试模式”的思路是,“设定有一个‘偿债能力’的财务底线,来应对减资的固有的利益冲突与潜在威胁。”
英国法上关于公司减资制度,曾被学者归入“司法介入下的折中模式”。对于公众公司减资,需要经过股东会特别决议和法院确认。对于封闭公司,在保留法院确认的模式之下,引入美国《示范公司法》中偿债能力测试机制。“公司法第643条对有偿能力声明的内容作以下规定:第一,有偿能力声明是公司每一个董事已经形成意见,认为公司状况从声明之日起,没有理由发现公司当时不能缴付(或清偿)其债务。第二,公司的每个董事均已形成意见,如果自声明之日起12个月内意图开始公司清算,自清算开始后12个月内公司将能够全额缴付(或清偿)其债务,或者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公司将能够缴付(或清偿)自声明之日起1年内到期的债务。第三,为形成上述意见,公司董事必须将公司的所有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或预期债务)均考虑在内。第四,有偿能力声明须遵循一定的格式要求,如必须载明声明作出的日期以及公司每个董事的名称。第五,有偿能力声明须由公司所有董事作出,如有董事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作出这一声明,则该董事只能在减资程序开始之前辞职或被免除职务。第六,如果董事对其中所表述的意见没有合理的理由而作出有偿能力声明,且该声明被提交给登记官的,则失职的董事构成犯罪,可能被处以不超过2年期限的监禁或罚金(或两者兼之)。”

(三)日本法上减资无效诉讼模式

在日本法上,“减资手续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主张减资无效(日本公司法第828条第1款第5项之规定)。起诉权人包括股东等,破产财产管理人或者反对减资的债权人。”“减资程序存在违法情形的,该减资并不当然无效,只有经过减资无效之诉才可主张无效。”
比较域外立法例,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主要是董事、经理等对公司负有受信义务的人员,通过责任令其承担民事责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来达成对公司及债权人的保护。几乎没有将公司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分配给参与作出减资决议的非减资股东,进而判令非减少资本的其他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实质性减资,导致击破传统的债权人优先获得清偿的定律,经由实质性减资,导致资产流向股东,而非满足债权人的要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亦多有借鉴域外法治的情形。实践中,即有参照日本、韩国法律关于减资无效制度的规定,认为“公司或债权人可向法院起诉,主张认定减资决议无效,由股东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已退回的出资,以达到保护公司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但主流观点认为,“公司不为上揭通知及公告,或对于在指定期间内提出异议之债权人不为清偿或者提供相当之担保者,不得以其减资对抗债权人,而减资决议依然有效。”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有学者建议引入英美法系的偿债能力测试模式,以期给债权人提供更多的保护。但也有学者谨慎地指出,“我国尚不存在偿债能力测试模式落地生根的土壤,公司减资规则还是应当在资本维持原则的指导下修改”。本文亦认同这一观点,新《公司法》第53条第2款新增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亦明确否弃《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责任的立法模式。在公司减资立法规制上,无论是德国法上“披露程序下的严格债权人保障模式”抑或英美法系下“偿债能力测试模式”,其均强调董事、经理的责任,这一立法模式也已为本轮《公司法》修订所吸收,在第226条中得到体现。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减资规则的立法沿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视角。1946年公布于大陆后并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至今的“公司法”对于有限公司,为贯彻资本维持原则,最初于第106条第1项规定“公司不得减少资本。”后经2001年修正删除这一规定,改为“公司得经全体股东同意减资……”2018年修正时进一步放宽公司减资标准,由此前规定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修正为简单多数同意。“依修正本法第106条第3项之规定,有限公司得经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减资。”但如果有限公司减资未依法对债权人为通知或公告并声明债权人得于期限内提出异议,其法律后果表现为依照“公司法”第107条第3项准用第74条之规定,“不得以其减资对抗债权人”。关于法律修正之理由,亦明确减资属于公司自治事项,“而债权人之征信,亦有其他方式,有关限制减资之规定已无必要,应予删除。”

四、新《公司法》对违法减资责任的承担方式

新《公司法》下讨论公司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首先应对公司减资的类型作出区分。笔者认为,公司减资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种情形:一是资本抽回型减资,即公司在作出减资决议后,将减少的资本现实地向股东进行分配。二是豁免出资型减资,即股东并未在减资决议作出后现实地取回出资,而是豁免股东继续出资的义务。同样,这种豁免也可以区分为等比例豁免与不等比例豁免。三是泡沫挤压型减资,即减少注册资本弥补公司亏损,亦即通常所称的形式减资。

(一)新《公司法》下违法减资股东的责任

前文已经述及,减资股东所应承担的责任,无法在侵权法上找到依据。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其他股东承担责任往往从股东注意义务出发,这一裁判路径大多受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博恩世通高科有限公司、冯军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的影响。这起公报案例确立了这样的裁判路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其在减资过程中对怠于通知的行为无过错的,当公司减资后不能偿付减资前的债务时,公司股东应就该债务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注意义务的强加,违背了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法律预设。通常情况下,一般股东对公司事务并非都熟稔于胸,并且股东会在公司经营中亦非常设机关。法律所规定的减资情形下“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应债权人的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办理减资变更登记”“执行减资决议”等均系董事会的职责内容。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封闭公司而言,股东提起的知情权诉讼已经成为公司类纠纷中重要的诉讼类型之一;这足以说明大量股东对于公司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让股东反证其对减资程序中怠于通知债权人不存在过错,实际上是对股东作先入为主式的有责推定,既无法律依据,也不应成为立法政策选择。
在债权人保护模式下,违法减资改变了公司财产的分配顺序,“公司的资产从公司流出,公司的信用和偿债能力减弱,使公司的股东优先于债权人获得保护”,“股东优先于债权人回收所投入的资本”。在公司未遵循法定程序情况下,公司不得以减少资本对抗债权人。在嗣后债权人提出相应主张时,股东基于减资决议所取得的利益便丧失前提和基础。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122条有关不当得利的规定,“股东从公司减资所获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上原因,故股东不该保有该利益。”在不得对抗债权人视角下,通过不当得利制度让减资股东承担责任,尽管尚未在学界达成共识,但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违法减资股东因不得对抗债权人,故在“债权人—公司—股东”之间可以建构起代位权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原本就是债务人,即便不存在违法减资情形,其也应承担责任。另外从法条表述上,减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程序均系公司的义务,只不过应由公司董事、经理等成员具体实施。因此,在违法减资股东不得以公司减资对抗债权人的情况下,减资股东应在减资范围内对债权人未获清偿部分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补充责任。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我国《民法典》中代位权制度所要求的直接清偿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异正是公司法作为组织法的特有品格。“民法规范,需通过商法体系内的有效性论证之后方得适用。”公司作为基础债务关系中债务人的地位吸收了违法减资中公司未遵守减资程序所应承担的责任,使得公司永远承担第一位责任;在未否定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的情况下,减资股东的责任是补充性的、第二位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债权人获得充分保障(如已经设定担保)得情况下,股东并不需要承担责任。

(二)新《公司法》下违法减资时董事责任的承担

违法减资情况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在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但这种责任的性质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公司法》第226条后段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文义解释上看,该责任系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向债权人承担责任。换言之,学界虽注意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责任,但他们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并不能从第226条中获得满意的支持。本文认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的依据为《公司法》第191条。
前已述及,违法减资情况下公司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已经为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基础债务所吸收,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具体执行减资程序时,因未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怠于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未应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时,属于对勤勉义务的违反,符合第191条规定的“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形。“董事和高管作为公司事务的执行机关,学理上认为,董事会在未经法定程序而向股东返还出资的情况下,属于违反注意义务,同时也构成违反保护性法律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应就此对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根据《公司法》第180条第3款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如实际执行公司事务,应负担与董事相同的义务;在公司违法减资情况下,亦应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从修订后《公司法》第226条的文义解释来看,“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仍是坚持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原则。针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司减资,仍应予以细化并区分适用。具体而言:
(1)对于资本抽回型违法减资,应当恢复原状,由减资股东退还因减资而抽回的股本或者因减资后违法从公司中获取的以盈余分配名义取回的资金。此时,应结合新《公司法》第211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并评价。此种情形下的减资行为必然给公司造成损失,无论股东以何种名目从公司中取回资金——减少资本的分配或者减资后的盈余分配——都必然现实地侵害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并事实上占用公司资金;故应当在恢复原状的前提下,叠加适用赔偿损失这一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2)对于豁免出资型的违法减资,亦应当恢复原状,对于股东的豁免行为无效。此种情况下不产生股东现实地占用公司资产的行为,仅否定豁免股东出资义务的效力、适用恢复原状这一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即为已足。
(3)对于泡沫挤压型减资,即形式减资,由于并未减少公司责任财产,因此亦不会造成公司偿债能力降低。在形式减资的情况下,“股东并未利用公司减资程序实际抽回出资、侵犯公司财产权,亦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因公司减资程序不合法就认定股东构成抽逃出资。”但形式减资毕竟在事实上减少了登记的注册资本金额,为了遏制股东在形式减资后进行分配盈余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法》对形式减资后的盈余分配行为进行了限制。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50%前,不得分配利润(第225条第3款)。“由于简易减资前公积金已被全数使用,且债权人在公司分配利润时并无类似于公司合并、减资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若在公司扭亏为盈后只需要满足提取公积金的基本要求即可向股东分配利润,对债权人而言实属不公,也容易滋生股东粉饰报表、制造亏损假象的机会主义行为。故而在适用简易减资程序后,对于公司分配利润应有更严格的要求”。另外,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分析,对于形式减资,《公司法》第225条第2款仅明确“不适用前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第224条第1款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的规定,在形式减资程序中亦应遵循。如未遵循该规定以及未按照第225条第3款的规定在充分提取公积金前分配利润,均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这种法律责任并不表现为第226条规定的违法减资的民事责任,而是体现为行政责任(第255条)以及违法分配盈余的法律责任(第211条)。当然,这是另一法律问题。
“立法过分倾向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虽然能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但不得不承认其伴随的代价之高昂。要达到保护债权人的目的,只要保证公司在其减资前所拥有的财产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即可。”无论哪一种减资情形,都可以根据是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进一步细分为按照股东持股比例的等比例减资与不按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的差异化减资。新《公司法》第224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股东享有同比例减资权,进而使得在裁判时无需借助类推适用新增资本优先认购权即可评判减资决议的效力。但公司实践中如采取差异化减资安排,将改变公司章程及股东协议所设定的股权结构,需要由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换言之,即减少的注册资本应该如何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则属于股东之间协议变更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公司法》对抽逃出资(第53条第2)、违法减资(第226条)、违法分配盈余(第211条)均单独设置法律责任,足见三者并非同一法律问题。但从大分配视角以及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角度来看,其又可以被统摄在公司资本充实这一更上位的法律原则之下。因此,新《公司法》施行后,关于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应当直接适用第226条的规定,再无以股东承诺为基础以及参照适用抽逃出资法律责任进行裁判的余地。还需注意的是,无论是抽逃出资、抑或违法分配盈余还是违法减资,法律均无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因与新《公司法》相冲突而自动失效。违法减资情况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是过错责任,即按照董监高在违法减资过程中的过错程度确定其责任。”

五、结语

在新《公司法》重塑公司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体系的情况下,再无以股东承诺为基础或者参照抽逃出资确定法律责任的前提和必要。在内部关系上,公司减资应以等比例减资为原则,不等比例减资应当被严格限定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前提之下。否则相关决议将违反《公司法》第224条第3款的规定,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公司法》第25条的规定认定其无效。在外部关系上,因违法减资行为程序上的瑕疵缺失,致使债权人丧失干预权利的行为即便经过变更登记,亦不能产生对抗债权人的效力,公司及股东亦均不得以违法减资对抗未经有效通知的债权人。新《公司法》第224条第2款赋予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该款的表述也表明其要防御的并非决议本身而是减资所带来的资产流出行为和后果,而且返还出资的违法行为实际上也并不依赖于决议”,而是依赖于公司作出决议后的实施行为。在修法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迈进的过程中,法律强化董监高对于公司资本充实的受信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于违法减资未尽勤勉义务的,亦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民法典》统摄之下的《公司法》并未将董监高的这种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为连带责任,因此这种责任的属性只能是过错赔偿责任。